“太可怕了，這個比高利貸還可怕。”近日，黑龍江雞西虎林市的關先生向澎湃公眾互動平臺“服務湃”（https://tousu.thepaper.cn）反映，他從2023年開始，在中介的推薦下卷入了“手機貸”。

關先生稱，2023年，一名自稱可以“租機變現”的中介，在加了他的微信后稱，有內部渠道，可以通過“租借手機、轉售套現”的方式為他貸款。

就這樣，2023年11月，他以高價租下兩部手機，又以低價轉售給中介。此后，在該中介的推薦下，他在30多個平臺租下40余部手機。在還了部分欠款后，目前他還有50多萬要還。

關先生遭遇的是網絡高利貸。他的遭遇也并非個例，這種網絡高利貸換上了“租手機”的馬甲，實質上是以套現放款為目的的“手機高利貸”。

欠下50多萬后的他幡然醒悟，意識到已經卷入了“手機貸”的漩渦。2024年9月，他已向當地派出所報警。

中介稱有內部渠道，可“租機變現”

近日，關先生告訴澎湃新聞，他此前在網貸平臺貸款了2萬元，未告訴家人，他想自己還完這些錢。

2023年11月，有一名自稱是“手機貸”的中介人員加了他的微信，對方稱可以通過“租手機”，為他貸款還賬。

對方自稱在多個租賃手機的平臺有內部渠道，可以為他推薦平臺，通過“租借手機、轉售套現”的方式，解決他的“缺錢之急”，而且對方還稱，即使他沒錢支付首付款也沒關系，該中介可以先為他墊付。

關先生稱，在中介的指導下，他于同年11月分別在得勁租機、訊瓜租物兩個平臺，租下兩部蘋果手機。他稱，他在得勁租機上租手機時，在他提交了各項材料后，自稱為得勁租機的工作人員和他開了場騰訊會議，審核他的資質。

于是，他以12816元的價格，租下了這部手機。中介和他約定，在關先生租到手機后，以7300元的價格賣給中介。為了促使他盡快完成租賃手機的程序，中介先幫他支付了3期租金3000多元，作為首付款。

隨后，關先生收到了快遞。他稱，中介讓他直接把快遞轉寄到安徽蕪湖鏡湖區一寫字樓內的地址。關先生把快遞寄走后，中介給他轉來了7300元。還掉此前中介墊付的3000多元首付款后，他實際到手才4000元左右。

而在租機平臺上，他需要分12期還貸款，每期需還1068元，還完這12816元。也就是說，他以高價在平臺上租下手機，又以低價轉賣給了中介。

4天后，中介指導他以同樣的方式，在另外一個租賃手機的平臺訊瓜租物上，也租下了一部蘋果手機。

30多個平臺租下40多部手機后，他選擇報警

關先生稱，從2023年11月租下前述兩部手機后，為了還這兩部手機的貸款，在中介的指導下，他又繼續在其他平臺上租手機，轉賣給中介變現，用于“平”此前的賬。

他提供的相關截圖和統計表格顯示，他分別在巨頭租機、租機寶庫、展格租機、及時租、招金租等30多個平臺上租下了40多部手機，一共產生了約60萬元的貸款。

他說，2024年2月，他感覺這些錢已經無法“填”完，這才沒再繼續租賃手機變現。同時，他也向家人坦白了此事。在家人的幫助下，他還了約5萬的貸款，截至目前尚有50余萬的貸款要還。

關先生和家人已經實在無力償還。他稱，有些平臺上的貸款已經逾期，平臺已多次致電他，讓他還錢，“（還）聯系了我家里人”。

2024年9月，他向虎林市公安局曙光派出所報案。他提供的一份“受案回執”顯示，他于9月19日報案，該派出所已受理。這份“受案回執”落款時間為2024年9月19日，蓋有“虎林市公安局曙光派出所”的紅章。

2025年1月21日，曙光派出所負責此案的辦案民警表示，警方經過偵察發現此事不構成案件，“他是為了套錢，拆東墻補西墻”，如果貸款利息較高，當事人可以去當地法院走司法途徑。

據澎湃新聞2024年11月報道，張銘（化名）以租手機套現的方式來解決他缺錢的燃眉之急，不料越陷越深，負債越背越重。他“租”的第一部手機總費用5454.76元，中介墊付首付款后，他需分12期還款，但拿到手機后他只能以2500元的價格賣給中介，中介扣除墊付的500元首付款后，實際套現到手僅2000元。

通過這種“租借手機、轉售套現”的方式，他用租來的第三部手機套現來的錢，償還前兩部手機的分期款，而后又租了第四部、第五部……在4個多月連續租下20多部手機后，欠下10余萬元。

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18年5月30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互金整治辦）向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下發了《關于提請對部分“現金貸”平臺加強監管的函》，指出“部分平臺通過手機回租違規放貸、強行搭售會員服務和商品變相抬高利率、惡意致借款人逾期、虛假購物再轉賣放貸等手段，逃避監管，變相開展‘現金貸’業務，坑害金融消費者”。

互金整治辦指出，在各類“馬甲”現金貸平臺中，以手機回租形式放貸的平臺最猖獗，數量超過100個，注冊客戶數百萬人，大多目標客戶鎖定大學生，利率畸高，一般年化利率在300%以上，個別甚至超過1000%。

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邢鑫表示，張銘的遭遇反映出“手機貸”案例中存在的典型風險，在類似案例中，相關平臺或中介通常以“免首付”“低抵押”等誘人的話術，吸引借款方，實則變相發放高利貸款，涉嫌多項違法犯罪行為。

邢鑫分析，案發后可能存在兩種情形：一，中介是平臺員工，但公司為逃避責任而否認；二，中介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與平臺無關。如果是后者，公司可能不需要對中介的行為承擔責任，但這需要平臺證明中介的行為完全超出公司授權范圍，且平臺公司對此并無過錯。但需注意的是，若平臺方本身違法，無論中介人員與平臺是何種關系，都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