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口流動和情感多元化，特別是互聯網與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強制猥褻、侮辱案有所增多。此類案件的處理，在時間、區域以及微觀上都存在較大差異。由于理論界存有爭議，實踐中缺乏有效指導，這類案件的處理已成為基層實務部門的工作難點。

當前，強制猥褻、侮辱案司法處理不統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罪名適用不統一。強制猥褻、侮辱罪，是兩高在2015年根據刑法修正案（九）確定的罪名，取消了原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罪名。從表述來看，更為簡捷，并限定在“強制”范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與普通侮辱罪相區別。但同時，該罪名在不同法律文書中存在不同的表述：有的生效文書表述為“強制猥褻、侮辱罪”，不拆分猥褻與侮辱，其中，有個別案件起訴時罪名為強制猥褻、侮辱罪，后法院改為強制猥褻罪或強制侮辱罪，對此，有部分案件被告人、辯護人提出罪名異議，甚至成為上訴、抗訴、改判的主要事由。可見，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之一在于，強制猥褻、侮辱罪系選擇性罪名還是單一罪名的認識分歧。

二是行為定性模糊不清。由于理論界與實務界的認識不一，強制猥褻、侮辱案的行為定性面臨以下抉擇：

首先，關于強制侮辱罪與侮辱罪的區分。兩罪在公訴、自訴、法定刑特別是加重刑等方面的規定迥然不同，因此區分兩罪具有特別重要意義。雖然2015年對強制侮辱的罪名確定，賦予“強制”作為限定，強制侮辱罪與侮辱罪兩罪在行為表現方面看似得以區分，但實踐中大多行為兼具兩罪的客觀特征，認定上有困惑。（1）強制侮辱罪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侮辱婦女”與侮辱罪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罪狀對比來看，兩罪除了“公然”與對象性別的差異外，很難有實質上的區別。（2）事實上，絕大多數案件均是程度不一的“公然”狀態下為之，且多數以女性為對象。（3）理論界有傾向犯意說，認為強制猥褻、侮辱罪須以性刺激為動機，但尚未獲統一認可，作為司法定案根據還缺乏明確依據和來源支撐。（4）強制侮辱罪雖以強制為前提，但實踐中也有未施強制手段而被定為強制侮辱罪的生效判例。從公開判決來看，類似行為，有的定為強制侮辱罪，有的則被定為侮辱罪。在定為侮辱罪判決中，既有公訴案件，也有自訴案件，少數作為公訴的侮辱罪案件在判決時套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立法規定，以使公訴追訴權正當化。但也有個別公訴案件回避公訴、自訴之爭，直接判決為侮辱罪。

其次，關于加重情節的認定。（1）刑法對于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將其法定刑升格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于其中聚眾、公共場所、當眾的理解，分歧也不少。（2）轉定侮辱罪的案件，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認定缺乏規范。實踐中，有的強制猥褻、侮辱案因定性改變而定為侮辱罪，但適用公訴程序的侮辱罪，司法機關舉證及論述須多一層要件，即“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但這個要件目前也缺乏有效指引和依據，以至于同一情形下對“嚴重危害”與“未嚴重危害”的認定截然相反。

三是處理方式無章可循。在上述分歧干擾下，強制猥褻、侮辱案的司法處理，存在不規范現象。（1）訴訟程序。基于認識與定性的不同，相同案件既有作公訴案件處理的，也有自始作為自訴案件處理的，還有部分案件在處理過程中轉程序，一般是公訴轉自訴較為常見。（2）結案形式。類似的事實，不僅有訴判一致的結案，還有半途反轉的撤案、撤回起訴、終止審理、改判的案件等等。（3）刑罰裁量。對比來看，事實、情節一致但量刑幅度較大，特別是在定性或加重情節發生變化時，刑罰落差明顯。

綜上，盡管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的認識分歧較大，且短期內難以統一，筆者認為，可以先從省級層面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進行探索，著眼以下方面予以規范：

一是關于罪名適用。作為判決中的罪名，承載著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不宜繼續放任實務亂象，視而不見。不論采取何種罪名方式，罪名適用應當做到統一、規范。

二是關于公訴、自訴的標準及轉換。“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是部分強制猥褻、侮辱案轉定侮辱罪的基本要件，要進行細化，統一標準。可借鑒2013年《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等界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

三是關于情節的裁量。細化強制猥褻、侮辱罪中“惡劣情節”的評判標準，在法定刑幅度內明確刑罰檔次。基于實踐中和解諒解、認罪認罰、被害人過錯等具體因素，從輕、減輕處罰之裁量需要制定原則性方案，保持量刑總體穩定和均衡。

（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