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4年好萊塢大片《亡命天涯》引入國內分賬放映起，關于引進大片究竟將“激活”還是“毀滅”中國電影，持續數年都是圈內最富爭議的話題之一。一部部好萊塢巨制，憑借驚人的視覺效果、緊湊的劇情設計以及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贏得了中國觀眾的熱烈擁護，一度霸占中國年度票房榜單前幾位。

　　如今回頭看，進口分賬片及其商業化模式并非“引狼入室”，而更像是“鲇魚效應”，即作為外來刺激，促進了中國電影產業模式的變革與轉型升級。分賬片進入中國的30年，也是中國電影在與好萊塢的競合關系中獲得成長并走向成熟的歷程。

　　近年來，“叫好又叫座”的國產電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表現亮眼，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比連續多年高達80%以上……這不僅是國產電影高質量發展的實證，更是顯著增強的文化自信的生動詮釋。

從好萊塢營銷手段得啟發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電影市場，正遭遇著一段萎靡不振的艱難時光。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年票房竟然不超過10億元。1979年全國電影觀眾人次還有293億，而到1994年下降到了3億。人們對于觀影的消費，更多的來自于錄像廳中的港臺錄像帶。海外分賬影片的引進，終結了這種尷尬的局面。

　　1994年首部分賬影片《亡命天涯》的引進，取得 2580萬元的票房成績，刷新了票房紀錄。其后，《真實的謊言》《泰坦尼克號》《變形金剛》等好萊塢巨制如潮水般涌入，以其磅礴的特效、緊湊的劇情、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一度占據了中國年度票房榜的半壁江山。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逐步開放與消費能力的提升，好萊塢大片的票房神話不斷被刷新。2019年，《復仇者聯盟4》以超過42億元人民幣的驚人成績，樹立了好萊塢影片在華最高票房紀錄。

　　國產電影迅速開始了對引進大片商業營銷手段的模仿、學習與運用。在分賬制引入美國大片的同一年，四部國產電影《紅粉》《紅櫻桃》《陽光燦爛的日子》《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按照引進大片的票房分賬形式發行，結果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多年不遇的票房佳績，與引進大片一起進入票房排行榜前十名。

　　當時，在武夷山舉行的有19個城市電影公司參加的購片會上，《紅櫻桃》連一個拷貝也沒有訂出去，原因之一是它多達70%的俄語對白。但北京電影公司舉辦的首映權拍賣會得以讓《紅櫻桃》復活——拍賣底價是15萬元，最后由地質禮堂以52萬元奪得獨家超前首映權，超前上映10天的票房收入70萬元，加上后續10天公映，總票房是130萬元人民幣，超過了進口大片的影院單片票房紀錄，并且帶動了北京和全國的《紅櫻桃》賣座熱。《紅櫻桃》在廣州票房是237萬元，超過1995-1997年的所有美國大片。

　　引進大片也為中國電影市場對電影發行放映檔期的開發與利用帶來了啟發。1995年大年初一，成龍的《紅番區》第一次引入“賀歲檔”概念，最終在全國得到了9500萬元的票房。經過連續三年的啟蒙與熏陶，由馮小剛導演的喜劇片《甲方乙方》在1998年元旦上映，繼而在全國創下3300萬元的票房佳績，成為當年國產電影的票房冠軍。此后一發不可收的《不見不散》《沒完沒了》等馮氏喜劇片成為賀歲檔中的佼佼者，繼而成為中國電影銀幕上賀歲片的代名詞。賀歲檔成為中國電影市場收獲高票房的最重要來源，不僅進口大片爭搶這一黃金檔期，國內的許多導演也紛紛在元旦、春節這一節日扎堆的時間檔推出自己的作品。

　　好萊塢大片《珍珠港》對暑期檔的開發也為后來的中國電影市場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暑期檔由此成為中國電影市場被開發的又一個熱點所在。隨著中國電影逐步向市場化、產業化方向轉型，檔期概念日趨成熟，對檔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越來越深入、到位，繼賀歲檔、暑期檔之后，情人節檔、五一檔、國慶檔等特色檔期也陸續被開發出來，成為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票房節節走高的動力之一。

體制機制不斷革新完善

　　作為中國引進國外電影的一種經濟模式，分賬片不僅承擔了對外開放的功能，也照亮了中國電影深化推進市場化的自我革新之路。一系列相關的機制體制的改革，皆由此而生。尤其是2000年后，中國電影在進口大片的擠壓下，在即將入世及入世后如何應對全球化格局中生存與發展等問題的拷問下，醞釀并演繹了一場新世紀的奮起直追。

　　電影制作領域，國有電影制片廠曾是內地唯一有權拍攝故事片的機構，全國總共16家。上世紀90年代初開啟電影市場改革后，民營電影公司通過與國有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方式，參與到電影的制作環節。不久之后，各地電影制片廠相繼改組為電影集團，自負盈虧，與新興的電影公司競爭市場。

　　國產電影發行權1993年被下放到制片廠與省市級發行公司手中，不再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1995年，權力進一步下放，制片廠可與任意發行公司合作，打破一個地區的發行由一家公司壟斷的局面。1999年，中國第一家民營電影發行公司——北京博納成立，標志著發行開始市場化。

　　2000年，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實行“以院線公司為主體的發行放映機制”，加上2001年12月18日頒發的《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實施細則》，為后來全國范圍內的電影院線制改革打下了全面而堅實的制度基礎。2002年6月1日，全國首批 30條院線正式成立。

　　院線制改革引入了競爭機制，大家都有選片、購片的權利?？梢哉f，院線制改革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的窗口。這一舉措標志著中國電影的市場化改革邁出了最為實質性的一步。

　　隨著制片、發行和放映的市場化推進，中國商業化的電影市場體系在2000年后逐漸形成。2018年12月，國家電影局印發了《關于加快電影院建設 促進電影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對加快電影院建設發展、深化電影院線制改革、加快特色院線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

　　近年來，我國銀幕數始終位于全球榜首，為支撐起龐大的電影市場提供了基礎設施保障。截至2024年1月底，全國共有營業影院14500家、銀幕87082塊。

　　完片擔保制度，則是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借鑒好萊塢的經驗而進行的又一種探索。完片擔保已成為好萊塢電影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制度，尤其對于獨立電影而言。只有購買了完片擔保的電影才有可能從銀行、保險機構這些偏好固定收益的金融機構融到錢，久而久之沒有購買完片擔保的電影逐漸從電影市場消失。而完片擔保的出現又進一步倒逼電影拍攝過程中的標準化與工業化。

　　2016年，一家名為和力完片的公司完成了中國本土完片擔保的第一單《雪暴》，成為中國第一家“吃本地螃蟹”的完片擔保公司。首部接受中國落地化完片擔保服務的國產電影，由太平洋保險公司出具保單。

　　經過8年的探索，今年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來自影視投資發行公司、銀行領域、保險領域、風控平臺的代表，共同成立影視金融專委會，合力搭建了中國本土影視的完片擔保模式。

中式商業大片實現逆襲

　　隨著一部部海外大片的引進，中國的觀眾也逐漸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觀看電影的審美標準。這也促使國內電影制作者在創作上進行相應的調整，開始借鑒好萊塢的拍攝手法，融入視覺特效與豐富的敘事方式，加快了對商業大片的探索。

　　2000年最重要的引進片是李安的《臥虎藏龍》。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李安都憑借此片技驚四座。張藝謀受到啟發，籌資3000萬美元拍攝的國產商業大片《英雄》在2002年底橫空出世。影片云集內地和港澳地區最具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尤其是在國際市場已經取得一定聲望的李連杰和章子怡，并以與《臥虎藏龍》同樣類型的古裝武俠片樣式加以包裝。《英雄》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億元大關，最終以2.5億元的票房擊敗當年所有進口大片，榮登中國電影票房冠軍的寶座，全球票房高達14.5億元人民幣。美國的《華爾街時報》為此專門發表文章，稱“《英雄》真正拉開了中國大片時代的帷幕”。

上圖：被稱為中國首部商業大片的《英雄》劇照。

　　此后，港資背景加上香港影人在商業電影制作與營銷手段上的豐富經驗與內地的人才及資源優勢重新整合之后，擴大了內涵的國產片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得到增強，此后數年登上票房排行榜前十名的國產片多為兩地的合拍片。《功夫》《十面埋伏》和《天下無賊》分別以1.7億、1.56億、1.26億元人民幣的票房占據2004年電影市場票房前三名，成為繼《英雄》之后中國電影市場上的又一奇跡。

　　在不少華語商業電影中，也開始邀請好萊塢的大牌明星參演。2012年上映的由伍仕賢自編自導的《形影不離》，就邀請了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等外籍影星聯袂主演，是真正意義上首部邀請到奧斯卡影帝加盟的華語片。此外，小金人得主“蝙蝠俠”克里斯蒂安·貝爾也在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中完成了內地銀幕首秀；馮小剛執導的《一九四二》，也邀得兩位奧斯卡獲獎者阿德里安·布勞迪和蒂姆·羅賓斯；《幸福卡片》中扮演有犯罪前科的澳大利亞資助人的，是曾出演《記憶碎片》《拆彈部隊》《國王的演講》等影片的好萊塢男星蓋·皮爾斯……國內大導將奧斯卡光環所帶來的宣傳效應發揮得淋漓盡致。據悉，《金陵十三釵》為克里斯蒂安·貝爾支付每天200萬元的片酬，但張藝謀一再強調“物有所值”。

　　中美之間也曾掀起過“合拍熱”，內地和美國制片公司共同投資、拍攝，版權共有、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對中國電影界來說，希望借助與好萊塢合拍的契機，擴大自身的文化影響，走上開拓海外市場之路。

　　如果說《亡命天涯》1994年引發的“鲇魚效應”逼迫中國電影奮力自救自強、走上電影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道路，那么經過30年的積累，中國電影業終于厚積薄發，國產主流商業大片不斷涌現，不僅在影片內容、制作水準上奮起直追，而且在不同影片類型上取得了長足進步，包括動畫片、動作片、懸疑片、科幻片在內的各種題材電影全面“爆發”，才有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紅海行動》《長津湖》《熱辣滾燙》等國產電影精品的票房大豐收。

上圖：《長津湖》不僅是一部愛國教育的佳作，更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華語影史票房冠軍，彰顯了主旋律電影在商業化與藝術性結合上的新高度。

　　相反，以好萊塢為主的商業類型片這些年卻創新乏力，呈現題材同質化、套路化趨勢，令中國觀眾出現一定程度的審美疲勞。一些好萊塢商業大片要么靠視聽刺激取悅觀眾，要么靠續集收割粉絲，難以打動中國觀眾，一些以往的大IP、大制作，越來越難在中國市場掀起水花，這也為國產片騰出了巨大票房空間。

　　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海外電影講述的終是“別人的故事”，他們難以拍出像《戰狼2》《紅海行動》《我不是藥神》這樣的植根中國社會文化、符合中國觀眾審美的影片。相比之下，中國電影從業者更懂中國和中國觀眾，能夠拍出符合中國觀眾審美的影片，能夠講好“自己的故事”。

　　自2020年以來，國產影片票房在中國電影市場占比每年都超過80%。2023年，全國電影票房近550億元，其中83.77%為國產影片，全年電影票房排名前十全部為國產影片。今年截至11月27日，電影票房排名前十中，僅有一部《哥斯拉大戰金剛2》來自好萊塢，排名第八。

　　在與好萊塢不斷競爭合作的這些年，中國電影市場煥發出巨大活力，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票房第二大電影市場。而國產電影也沒有被打垮，反而綻放更強大的生命力，呈現對好萊塢大片的“反碾壓”，實現了主場領先。

　　中國正在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創作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優秀影片已成為中國電影人的集體自覺。未來，“華萊塢”的中國電影也許還能作為別人的“引進片”走出去，持續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記者｜劉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