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提出，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日本計劃在2022年將不孕不育治療納入醫保，屆時全日本將有600家提供人工受精的醫院成為服務對象。此外，為了盡早減輕患者家庭的負擔，厚生勞動省還計劃在2021年4月提高相關治療的補貼額度。在日本，不孕不育治療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此項手術費用較為昂貴，令很多人望而卻步，各地的一些政府補貼則幾乎是杯水車薪。將不孕不育納入醫保，會極大減輕想接受治療家庭的負擔。

在明治神宮舉行的傳統婚禮。進入“結婚困難社會”是日本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愈演愈烈的少子化進程

　　“少子化”一詞于上世紀90年代誕生于日本。近30年來，少子化的不斷加劇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困擾之一，不僅關系到養老金、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而且也會給日本的整個社會結構、未來產業競爭、人才培養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對此，日本政府接連出臺了多項應對政策，不論是擴充托育服務、增加女性育兒假還是2019年10月新推出的幼兒教育托育免費化制度，都是期望能構筑一個人人可以安心生育的社會支持性育兒環境。此次計劃將不孕不育納入醫保，也是希望能幫助想生又無法生育的家庭，從而增加全國新生兒出生率。如此細細數來，日本政府在解決少子化課題上可謂煞費苦心。2019年為日本令和元年，很多人寄希望于這一特殊氛圍可以帶來一波小的生育高峰，但慘淡的生育數據似乎再次向社會發出疑問：少子化困局，究竟該如何破？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20年11月20日發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為1.2577億人，較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39萬人，且連續11年負增長。今年7月下旬，“86萬沖擊”一詞在媒體和社交平臺一時引起熱議，具體是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萬人，創下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新低。此外，日本厚生勞動省對2020年1～7月之間各地懷孕申報的相關數值進行了統計分析：這一期間各地受理的懷孕申報件數為51.38萬份，同比減少5.1%。尤其是5月份以后的懷孕申報率較低。有專家認為家庭在面對未來不確定的社會風險時，會有意控制懷孕。這表明，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少子化的進程。

應對少子化政策的演進

　　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體系在不斷實踐積累中逐步形成，有著明確的立法基礎及完備的政策應對體系。從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演進過程來看，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從經濟上緩解育兒家庭的壓力，如提供兒童補貼、減免托育或幼兒園學費。日本早在1971年就出臺了《兒童補貼法》，對于家庭收入低于標準的孩子每人每月發放一定數額的補貼。此后，政府不斷對該法進行修訂，放寬領取補貼的條件以及申領的時間長度。此外，分階段推進幼兒教育免費化制度。2017年10月安倍政府連任后，即刻通過了2萬億日元的“育人革命”計劃，學前幼兒教育免費化也是其中的重要政策支柱。另一方面，多角度構建包容支持性的社會環境。具體包括充實嬰幼兒托育服務，盡力解決“待機兒童”（指有入托入園需求，但因設施滿員或人手不足無法進入，只能在家排隊等待空位的適齡幼兒）問題；穩定就業，減輕年輕人的經濟負擔；推動工作方式改革，增加女性“工作家庭兩不誤”的社會環境等。從1994年的“天使計劃”到1999年的“新天使計劃”，再到2001年的《支持工作與育兒兼顧等的方針》；從2003年的《支持養育下一代對策推進法》《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到2006年的《新少子化對策》；從2015年的《兒童及育兒援助新制度》，到2016年的《日本一億總活躍計劃》、2017年的《工作方式改革實施計劃》《新的一攬子經濟政策》、2018年的工作方式改革法案，日本政府在應對少子化課題上可謂不遺余力，面面俱到。

　　除此以外，日本在2020年10月中旬召開的全世代型社會保障研討會上，圍繞少子化對策進行了集中討論。會上提出為了積極應對少子化，除推進將不孕不育納入醫保外，還包括早日消除“待機兒童”、保障男性育兒休假等內容。可以說，日本政府推出的種種破解少子化難題的對策實際已經形成立體化、多維的政策體系。但是，在如此全面細致的應對政策之下，政策效果卻微乎其微，出生率仍然不斷呈下降趨勢。

導致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問題是，將不孕不育納入醫保這一政策作為少子化對策的重要一環，是否“下藥并未對癥”。

　　事實上，日本到目前為止的少子化對策大多針對于已婚家庭，在構建適宜已婚家庭生育的社會支持環境上下足了功夫。然而，除“已婚不敢生”群體外，未婚甚至不婚者也在增多。有社會學家指出，當今的日本社會，盡管無論從制度層面或是人們的意識層面仍然停留在“結婚必不可少”的認識中，但事實上日本早已進入“結婚困難社會”，而這一點也正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根據2015年日本國勢調查顯示，30～35歲的男士未婚率為47.1%，女性為34.6%；而在1975年時該年齡組對應的男士未婚率僅有14.3%，女性7.7%。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于2017年4月公布關于“終生未婚率”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50歲之前從未結過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約為23.4%，女性比例約為14.1%，比2010年均增加了3個百分點，創下歷史新高。同時，數據顯示，日本人的“終生未婚率”還將持續攀升，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將接近30%，女性將接近20%。“超單身大國”正在成為日本的新“標簽”。從數據及現實發展來看，未婚率升高的原因并非是很多人所認為的“晚婚化”，而是“不婚”人數的增加，直接后果就是加速了“少子化”的進程。不解決“不婚”者面臨的結婚課題，針對少子化課題推出的各項政策就似乎是隔靴搔癢。

　　那么為何出現不婚者增多的現象？多項調查結果顯示，女性真正不想結婚的非常少，多數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優秀男士因此不想結婚”。20世紀60～80年代正值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穩定的工作、豐厚的福利似乎成為每個年輕人工作的標配，那時的年輕人比較容易找到符合自己擇偶條件的人作為伴侶。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經濟陷入低迷發展，步入“失去的20年”甚至更長時間，越來越多的企業雇傭了臨時工、短工等非正式員工。而非正式員工無法擁有像正式員工那樣的薪金和待遇，收入不高、不穩定成為他們的標簽之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變化下，就業競爭也愈加激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得不去選擇非正式但靈活自由度高的工作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對于他們來說，戀愛、結婚似乎都變成了一種負擔，生育更是遙不可及的一個泡沫。

　　10月26日的國會會議圍繞未來的少子化對策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事實上，相比未來政策將重點放在將不孕不育納入醫保、保障男性育兒假的獲得上，倒不如思考將重點放在構筑積極的雇傭對策上。對于工作、生活尚不安定且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來說，結婚、生子確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構建一個人人可以安心工作、育兒工作兼顧的社會環境才是克服少子化問題的關鍵所在。（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會研究室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