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科學技術與創新展望2023》報告,分析了全球危機、新冠疫情、戰略競爭、可持續轉型等影響下科技創新政策的新特點和趨勢。報告指出,長期趨勢和近期局勢為科技創新政策創造了新的運行環境,新冠疫情提醒人們,科技創新政策對于建立韌性和適應沖擊至關重要,也是可持續性轉型的關鍵推動力。
從主要指標來看,新冠疫情危機帶來全球經濟衰退但研發支出沒有下降,中國各方面指標均得到提升。2019~2020年OECD的研發總支出增長了2.1%,2020~2021年增長了4.5%,顯示研發投資成為應對疫情不可或缺的部分。歐盟和美國的研發強度分別為2.15%和3.46%,中國為2.45%。研究人員方面,2020年中國研究人員228萬名,是世界上研究人員最多的國家,歐盟和美國分別為189萬和159萬,但中國每千名就業人員中研究人員數量只有3人,約為歐盟水平的1/3。中國研發支出和人員的增加已轉化為科學論文數量與引用影響的提升及專利產出的增加,2020年中國科學論文產出超過歐盟及美國,也產出了更多高被引論文;1998~2000年到2017~2019年,中國的IP5專利占比從1%提升到13%,超過德國成為第三大專利申請國。同期,美國的IP5專利族占比從26%降至19%。
未來,主要國家的科技創新政策將體現如下新動向與趨勢。
1、全球危機導致各國科技創新政策議程日益“證券化”(快速變化)。氣候變化、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新冠疫情凸顯了風險、不確定性和恢復力是科技創新政策的條件和關切點,這些都促成了科技創新政策的快速變化。新冠疫情表明,科技創新對于建設抵御和適應沖擊的能力至關重要,但只有做好對已知風險和未知不確定性的充分準備,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國際科學合作的架構和機制受到疫情的嚴峻考驗,也暴露出局限性,許多國家無法獲得科學技術的益處。因此,需要做好對研發、技能和基礎設施進行長期投資的準備,那些應迅速動員起來應對危機的人需要在“正常時期”建立牢固的聯系,還需要強大的“戰略情報”能力來識別、監測和評估新出現的風險及應對措施。應確保這些關系和能力分布在全球范圍內,以實現對未來危機的包容性科學和技術響應,并符合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2、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新興技術的戰略競爭。中國在前沿技術方面優勢的日益提升引發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各種擔憂,使有望支撐未來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的競爭加劇,如半導體和關鍵礦物等領域技術供應鏈的相互依賴帶來脆弱性的增加。這些關切轉化為經濟和安全政策議程,以及日益激烈的全球技術競爭的匯聚?!凹夹g主權”和“戰略自主”等概念已成為科技創新政策的框架,旨在降低相互依存風險、提高產業績效和加強國際科技創新聯盟。為此各國通常結合使用三種政策干預措施:①保護措施,如出口管制、外國直接投資篩選、負面清單和研究安全措施,以限制國際技術流動并減少供應鏈脆弱性;②促進措施,如產業政策,以提升國內產業能力和績效,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③預防措施,如國際科技創新聯盟和技術標準,以加強圍繞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科技創新合作,并使技術供應鏈多樣化。這些措施可能會破壞一體化的全球價值鏈以及過去30年來建立的深厚而廣泛的國際科學網絡。再加上在科技研發中越來越強調“共同價值觀”,當全球挑戰需要以國際科技合作為基礎的全球解決方案時,就可能出現科技創新活動的“脫鉤”。
3、科技創新系統對于實現可持續性轉型至關重要。氣候緊急情況要求在能源、農業食品和交通等領域徹底改變社會技術系統??萍紕撔麦w系在這些變革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政府須在科技創新政策中采取更加緊迫的行動來支持這些變革。需要設計政策組合,使變革性創新和新市場得以出現,挑戰現有的化石能源系統,并為低碳技術突破創造機會。需要加大研究和創新活動投資,并具有更多的指向性,如通過使用任務導向的創新政策來指導和壓縮低碳技術的創新周期。這些應與對科技創新系統及其支持性科技創新政策的重新評估同步進行,以確保其可以為可持續轉型做出貢獻。
4、全球科技創新對新冠疫情的響應為可持續發展轉型提供了重要經驗教訓。科學研究在應對新冠疫情危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經驗教訓可以使科學系統更有效地應對未來的危機。如,可以從疫情期間不同參與者間的成功合作中汲取經驗。但長遠來看,加強這些關系還需要改變學術文化、結構、激勵和獎勵政策。
5、以任務為導向的創新政策可以幫助實現凈零目標。作為實現凈零目標的政策回應,任務導向的創新政策越來越受歡迎。任務導向的政策有明確和可衡量的目標,促進跨部門政策計劃的更廣泛協調,并更好地整合創新鏈不同階段的各種支持工具。但這些政策仍缺乏足夠的規模,無法觸及非科技創新政策領域,無法產生廣泛的影響。因此面臨的挑戰是將這些舉措從有效的協調平臺轉變為綜合政策框架,以動員和協調廣泛的參與者,并克服包括行政和法律規則、財務結構和治理模式等許多障礙,需要廣泛的政治支持。
6、良好的技術治理可以促進技術發揮最大效用。新興技術對于急需的轉型和應對危機至關重要,但快速的技術變革可能會給個人、社會和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和風險,包括社會混亂、不平等及對安全和人權的威脅。民主社區越來越多地主張,民主、人權、可持續性、開放性、責任、安全和恢復力的“共同價值觀”應嵌入技術中,但如何實現仍存在問題。使用“上游”設計原則和工具可以幫助在推動技術發展和擴大技術規模的需求之間尋求平衡,同時幫助實現轉型和基于價值的技術。 (王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