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民生問題都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點話題。針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入園難、入園貴”現象，在近幾年的兩會上，出現了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

隨著2016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在全面二孩時代，學前教育問題更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話題。基于“孕生養育教”壓力山大的現實，要想有效破解 “不敢生”現象，當然需要做好一系列配套保障措施，切實解決公眾的后顧之憂，而相對薄弱的學前教育無疑是首當其沖的重要環節。“上學難，上幼兒園更難；上一所好幼兒園，比上一個好大學、考研還難、還貴。”面對“孩奴”們的現實焦慮，又該如何化解呢？

基于此，在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李光宇、朱虹和全國政協委員姚愛興、朱玉華都相繼發出了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的強烈呼吁。這些體現民本情懷的聲音，堪稱“兩會好聲音”，值得贊賞。

那么，學前教育到底該不該、能不能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呢？“兩會好聲音”該怎樣落實呢？

首先，就經費而言，這真的不會是一個問題么？如賀優琳代表所言，當年我國GDP總量不到10萬億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現在GDP總量67.7萬億，多做三年義務教育不行嗎？而姚愛興、朱玉華兩位委員則提議在寧夏先行開展試點實行免費學前教育，“以目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完全有能力在寧夏先行開展試點實行免費學前教育，提高學前教育普及程度，保障所有兒童，特別是農村兒童、貧困家庭兒童等弱勢兒童平等享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那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寧夏，尚且有實行免費學前教育的底氣，更何況其他地區乎？“這事不差錢，只差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關鍵在于政府真要能籌出足夠的錢，要有擔當和長遠考慮。

但是，學前教育能不能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兩會好聲音”如何才能真正落地，還必須正視諸多其他現實的困難，還要進行科學的考量。

2010年之前，學前教育一直都相當于“沒奶的孩子”。數據顯示，至2010年底，學前教育的政府投入僅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1.3%，發達國家是10%，甚至連非洲國家都有3.8%！毫不夸張地說，由于中央政府對學前教育幾乎沒有投入，地方政府的投入多具象征性質，我們欠學前教育的賬太多了！教育資源短缺，經費投入不足，師資隊伍不健全，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

一時之間，真的很難彌補眾多短板。設備等硬件或許還可以通過加大投入得以緩解，最為核心的師資隊伍問題，怎能在短期內有效提升？這幾年，令人觸目驚心的形形色色的幼師虐童案的頻發，便是我們當初漠視學前教育所釀下的苦酒。

此外，如果是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還必須考慮到義務教育的普及性、強制性。如果要普及，就意味著教學標準、課程標準等方面的相對統一。對于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學齡前兒童，這種整齊劃一的要求，是否會產生扼殺孩子天性和個性的負面作用，或許值得斟酌。

同樣，義務教育還意味著幼兒必須送到幼兒園就讀，這樣的要求是否妥當，也值得商榷。事實上，學齡前兒童是否進入幼兒園學習，完全可以因人而異，有條件的家庭，可以晚些入學，多一些父母的陪伴呵護，對孩子的成長或許更有利。如果強制要求幼兒離開父母，這不僅存在剝奪家長陪伴孩子權利的嫌疑，更會對幼兒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正是基于這些考慮，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在學前教育階段普及義務教育。英國固然將學前教育作為義務教育的一個階段，但主要體現為免費教育；芬蘭為6-7歲的學齡前兒童提供為期一年的免費學前教育，前提是家長自愿接受；200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曾就是否讓所有4歲的孩子接受學前義務教育進行投票，結果被民眾否決。

因此，與其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倒不如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更為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