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

特朗普勝選以后各方熱議，我借這個機會就中美經貿關系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特朗普新政有很多與過去是一脈相承的，但也會有一些新內容，我想對其三點動向做初步觀察討論。第二，中美經貿關系下一步怎么走？在觀察過去幾年演變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做一些前瞻性討論。最后簡略探討我國應對政策。

所謂三點動向自然不是針對實際政策，而是基于現有信息對其后續政策走勢的一種推測，現在提出探討后續還可以繼續觀察研究。特朗普這次選戰是超預期大勝，從政治學角度來講幾乎是一次烏龍事件，幾個搖擺州翻紅導向特朗普，出乎意料。這個重要變化，反映出美國或發達國家現階段民意變化的一些新特點。

1. 特朗普內閣財經官員七人六部

特朗普勝選后快速組閣，與經濟相關的大概有七人六部。其中關鍵職位的財政部長，由全球知名對沖基金資深人士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擔任，他曾任索羅斯對沖基金掌門人多年，在全球范圍主營做空交易，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與大國關系的判斷，有時候會納入到他的交易模型中。貝森特被提名財長前，曾對媒體系統闡述過他有關美國經濟3-3-3方略，包括削減預算赤字、放松管制和增產傳統能源，提供了觀察他設計實施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背景信息。

即將出任商務部長的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是華爾街金融家出身，其公司還經營穩定幣-泰達幣（Tether），這對后面觀察特朗普比特幣政策轉變具有參考意義。另外就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另外一位以企業家身份從政的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主管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設立這個部門對美國聯邦政府而言是破天荒的，對特朗普新施政意圖負有重大使命。另外考慮馬斯克對中國經濟的了解和認知，對后續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是否會產生某種影響，也是有意思的觀察點。

特朗普首任時期重新定義了美國經濟與安全的關系：指出傳統觀點認為經濟安全影響到國家安全的理解其實并不準確，因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這個理解以及對華政策新方針，實際上被拜登政府大體接受。與這一新命題相聯系，我們看到近年擔任美國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助理職位的高官，他們關心和討論問題時常會“越界”涉及經貿關系議題。所以候任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沃爾茨（Mike Waltz），這里也被看作是財經團隊相關的內閣人員。

遠距離觀察特朗普新內閣成員構成，會發現他們對特朗普理念的共識度上升了，但是也增加了某種多元復合性，這方面特點后續會有什么影響也值得關注。

回想2018年1月份隨團去美國參加“中美經濟二軌對話”，當時美方對華關稅戰尚未開打，但是我們在DC會見財經和安全部門官員時，已感覺到對方畫風完全變了。這促使我在回程航班上草擬了一份簡報初稿，提出中美貿易戰風險會顯著增加。從2010年開始我們對話團隊每年都會去DC拜會這些聯邦政府部門相關官員，2018年初完全不一樣情況在于，對方不約而同地表達抱怨、委屈、傾訴或控訴，給我和團隊同事都留下很深印象。

但是今年與2018年比較又有點不一樣，美國官員似乎有了一點反省、自責。例如美國候任國務卿盧比奧就說，目前美國在中美經貿關系方面面臨的困境，“不怪中國”而是要“怪我們自己”，既有點悲情也有些自省的意思。美方政要和精英在評論內外形勢時，常提到這是大變局的開始，甚至強調這可能是最后一次機會。這些經常略帶夸張的表達，或是凸顯美國經濟社會內部矛盾和危機風險，或者強調外部環境特別是中美競爭態勢派生的壓力。

未來難以預判，然而有一條可以確定，就是美國會拿出其全部心智和能力來應對中國。

當然，中美大國經貿博弈結果如何，并不取決于美方政要精英的意愿，而是由雙方和世界其它經濟體的認知和選擇等復雜因素共同決定，這些因素及其未來消長演變是觀察中美經貿關系走勢的關鍵?；谶@一理解，談談特朗普新政三點可能的動向。

2. 美國經濟增長困境與超常選擇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經濟政策有同有異。相同點之一是兩黨都追求經濟增速最大化；另外新世紀以來絕大部分年份都在實施超常貨幣政策，兩黨對美聯儲具體政策或有微詞和質疑，然而在貨幣放水問題上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是兩黨有關財政和監管政策立場差別明顯：民主黨偏好做加法，表現為比較熱衷于加稅、擴大支出（社保、新能源投資等）、加強監管等，共和黨則傾向于做減法，喜歡在如減稅、削支、去監管等方面做文章。

下一步特朗普要實現MAGA目標，無疑也會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速，但是實現增長目標面臨前所未有的制約條件與困難，因而不得不試圖通過政府瘦身的超常手段謀求高增長。對此可通過候任財政部長貝森特早先對媒體系統表達的經濟政策思路加以分析。貝森特把他的政策思路概括成3-3-3目標，其中一個3是要求經濟增速達到3%。目標意愿可以理解，但是實現目標面臨多重客觀約束，因而不得不訴諸超常手段騰挪應對。

為什么3%增速難以達到？首先看以上圖形數據，上個世紀美國長期經濟增速確實曾經達到過3%以上，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增速大體在2%上下，過去4年比2%高一點，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間實施超常規刺激手段，同時引發了40年未遇的通貨膨脹。可見從較長期歷史表現看，很難達到3%。

其次從潛在增速與現實增速關系看，也很難使得未來增速顯著持續提升。例如從菲利普斯曲線關系看，近年高通脹意味著現實增速超過潛在增速，如果要拉低通脹，通常要接受較低經濟增速。另外美國失業率水平也處于歷史低位，從奧肯關系角度看現實增速也高于潛在增速。

再次從目前經濟形勢看，美國后手很難滿打滿算盡情透支貨幣與財政刺激工具。經過美聯儲高利率和縮表的緊縮治理，美國近年通脹水平已經較大幅回落，但是下圖數據顯示徹底制服通脹仍面臨服務項目通脹粘性制約，受到這方面因素以及其它結構性因素變化制約，后續擴張性貨幣政策難以像疫情前十余年那樣火力全開，難以重回零利率加量寬的超級寬松狀態。

財政政策受縮赤目標制約更無法繼續大手刺激。貝森特的“3個3”目標第一點就是到2028年要把聯邦財政赤字率降低至3%。減赤目標本身不錯：下圖顯示美國聯邦債務率超過二戰時期達到歷史新高，近年高利率和高收益率環境導致美國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大幅飆升，使得早先美國學界依據一段時期償債率走低事實認為負債率高低與財政可持續無關的觀點不攻自破，可見美國確實要整頓財政削減赤字。問題在于如何做到？下圖顯示美國疫情以來年均赤字率是9.6%，疫情前2010-2019年年均赤字率約為4.8%。要把它大幅壓縮到3%，且不說能否實現，財政政策無法持續寬松是肯定的了。

在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受限背景下，要把經濟增速提升到3%，只好另辟蹊徑劍走偏鋒，通過“去監管”去提升潛在增速。“去監管”是共和黨傳統政策藥方，但從目前情況看特朗普新政“去監管”，不是一般意義上通過立法或總統行政令減少管制，而是要借助“去監管者”來“去監管”：通過設立上述政府效率部，“刀口向內”大幅裁減官僚人數，從而釜底抽薪地減少各類管制政策，希望由此釋放經濟活力提升潛在經濟增速。

我曾用“宏調保穩定，改革上臺階”來概括當代中國經濟增長表現，強調改革時期不同時段推出的重大改革開放政策，釋放了特定時期經濟增長潛力并推動經濟邁上新臺階。雖然美國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與制度環境根本不同，然而考慮破除過度不必要經濟監管措施，也具有體制和機制改革含義，因而從積極角度觀察美國上述政策設計有點類似于“改革上臺階”的意思，在邏輯上并非沒有一點道理。

問題在于現實能否走得通？特朗普試圖借用馬斯克收購推特后大幅減員增效做法，把企業治理經驗直接移植到國家層面，這個新奇大膽設想是會讓美國經濟鳳凰涅槃？還是會打開混亂甚至災變的潘多拉盒子，只有時間才能回答。 “去監管者”觸及官僚體制內部核心利益關系，觸動近現代國家治理的深層結構，這樣史無前例的“刀口向內”改革，無疑會面臨無法預判的巨大阻力和風險。

3. 叫板“金磚國家貨幣”與捍衛美元地位

特朗普10月30日在社交媒體上喊話，宣稱要對金磚國家的貨幣采取制裁措施，并且說任何要挑戰美元國際地位的企圖都會受到遏制。這段喊話凸顯特朗普常有的捕風捉影與渲染夸張表達風格，在美國國內受到學界人士的質疑和批評。另一方面這個動向預示，特朗普政府或許會改變早先對去美元化潮流至少在公開場合表現出的相對中性或克制立場，轉而從維護美元國際地位出發，正面遏制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時代潮流。

首先要明確指出，上述議論所指的“金磚國家貨幣”實際并不存在，特朗普表態有自說自話和借題發揮性質。

金磚國2023年8月擴容成“10（成員國）+13（伙伴國）”格局，“大金磚合作”致力推進經貿財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等領域務實合作。今年俄羅斯是金磚國家峰會輪值主席國，在喀山舉行“大金磚合作”機制構建后第一次峰會，國際上對金磚國在貨幣領域合作有一些討論。然而喀山金磚國家峰會公告僅有一句話提到“金磚國家要推進跨境支付和本幣結算領域的合作”，根本沒有提及金磚國貨幣安排。包括國內社交媒體有關金磚國貨幣討論，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事實依據的推測并不乏炒作成分。

另外從國際貨幣使用指標來看，一段時期以來人民幣使用程度有所增長，然而美元地位總體并未大幅下跌，仍然保持相對穩定的絕對優勢地位，可見美元地位并不存在很緊迫的危機。正因為如此，美國有專家認為特朗普上述高調喊話，顯得好像別國利用美元是對美國恩惠，其實是多此一舉缺乏信心。

但是，從當代全球經濟金融格局演變趨勢看，特朗普的最新喊話也傳遞了一些有現實意義的信息。

首先是折射美元地位遭遇質疑和面臨壓力的現實。雖然美國綜合實力仍維持超級大國優勢地位，然而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快速追趕背景下，美國常規經濟優勢和相對競爭力趨勢性減弱，使得美元霸主地位漸有心余力絀之感。雖然國際貨幣具有特殊的自我加強機制，因而宏觀經濟相對實力與國際貨幣地位消長并不存在線性關系；然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事物，終究會在一定條件下消亡，美元地位不可能永久維持。

其次是試圖遏制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呼聲。美國經濟政策失誤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和近年大通脹，都給全球經濟造成損害并對維持美元國際地位產生不利影響，呼吁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高潮發生在金融危機以后發生的不是偶然的。另外美國頻繁實施貨幣和金融制裁，透支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性影響力，客觀上推動國際上去美元化的努力。特朗普意識到美元面臨風險并試圖遏制。另外他提到“不會支持任何其他貨幣來取代強大的美元”，后續是否會直接杯葛人民幣國際化政策也值得關注。

再次是反映特朗普早先相關政策立場可能轉變并會派生新矛盾。特朗普第一任時總體上傾向弱美元，以求配合實現減少貿易逆差和扶持國內就業目標，美元指數實際上也有所回落。今年美國大選期間，他的副手萬斯強調支持弱美元，甚至認為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也沒那么重要。特朗普最近高調喊話所謂“金磚國家貨幣”，在邏輯上似乎有偏離早先弱美元立場的意思。然而如果真要通過鼓勵強勢美元來維護美元國際地位，又會與其改善國際收支目標相抵觸。可見相關政策處于矛盾糾結中。

最后也間接提示新興經濟體隨著經濟追趕推進其本幣國際化，需要生產供給與消費能力同時過硬；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亟需補齊最終消費能力不足短板。

對此可這樣觀察：美國目前動輒用關稅大棒謀求自身利益，它之所以能這樣做的重要條件之一，是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單一國內消費市場，在這個基礎上還有巨大規模的逆差，這就是特朗普上述喊話中威脅說“他們可以去找另一個‘冤大頭’（sucker）”的背景邏輯。一般而言，一國大規模外部逆差，本身是經濟實力偏弱的結構特點，但是在特殊環境下反而可能成為對關稅戰有利的條件。

以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為例，今年前十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4278億美元，中國自美國進口1364億美元。如果美國選擇對我國出口到美方商品三分之一約1428億美元加征關稅，我國同期反制措施不可能在數量上超過1364億。2018年關稅戰，美國實際上利用這個客觀條件占據短期博弈的技術性主動權。

一個新興國家謀求其本幣國際化，其母國不僅要有強大的生產力即經濟供給能力，還要有一個依托于足夠居民收入水平的充沛飽滿的消費能力，兩者不可偏廢。當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提高普通人民的收入消費及經濟福利水平，本身是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并非為了謀求本幣國際貨幣地位。但是上面觀察提示一點：一國不可能既要提升本幣國際貨幣地位，又要抑制居民消費并靠外部順差過日子。

4. 試圖轉變比特幣政策以謀求新優勢

第三點動向是特朗普對比特幣政策立場U型反轉。

今年7月27日，特朗普現身比特幣年會并發表長篇演講。他宣稱比特幣市場規模未來將超越黃金，主張美國應將比特幣作為戰略儲備，表示美國將通過在這個領域的領先地位來加強美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優勢。

特朗普在其首屆任期時對比特幣頗為反感，批評比特幣“無中生有不具備價值”，會損害美元地位，并給洗錢犯罪提供便利，因而其政府對比特幣采取了嚴厲監管立場。例如2020年Facebook曾計劃推出數字貨幣Libra（后改名Diem），特朗普批評Libra，強調美國只有一種真正的貨幣，那就是美元，任何其他試圖取代美元的加密資產都應受到嚴格監管。由于美國國會與政府的抵觸立場，最后這個Libra胎死腹中。

如何理解特朗普對比特幣立場的冰火兩重天轉變？最初媒體較多是選戰策略角度加以解讀，認為特朗普參加比特幣年會并演講，是為了扭轉哈里斯替代拜登后民主黨選情一度好轉帶來的壓力。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數據顯示美國有超過2000萬持有比特幣的主體，其中有美國選舉權群體的投票立場，一定程度上或受到競選人比特幣政策取向的影響，如果特朗普比特幣政策轉變爭取到一定數量選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選戰解釋有些牽強，因為特朗普對比特幣態度更早時已經轉變。例如2022年特朗普就已通過自創社交媒體網站TruthSocial發行幾萬個NFT（Non-Fungible Token），定價99美元一張，可見他早就開始接觸并利用加密貨幣技術了。據報道，今年初特朗普約見比特幣業內資深人士討教比特幣行業知識。

此外在共和黨內還有其他重量級人士在推進比特幣友善政策。例如懷俄明州共和黨參議員辛西婭·盧米斯（Cynthia Lummis）今年7月31日提交《美國比特幣戰略儲備法案》（BITCOIN Act of 2024），建議設立“比特幣購買計劃”，通過五年增持擁有100萬枚比特幣。南卡羅來納州非裔參議員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等人近年也在國會推動對比特幣發展有利的立法。另據報道，民主黨高層也在朝減輕監管和比較友善方向重估其比特幣政策?？梢娬{整比特幣政策，在兩黨特別是共和黨內應是趨勢性變化，不完全是特朗普臨時起意。

特朗普勝選以后，比特幣價格上漲約5成。12月4日特朗普宣布提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委員保羅·阿特金斯為SEC下一任主席，而阿特金斯正是以支持加密貨幣政策的立場著稱，結果當晚比特幣價格首次突破10萬美元大關。下圖數據顯示，比特幣問世后十幾年內雖然歷經波折，但是依次邁上6個指數級臺階，達到目前10萬美元/枚上下價位。

如何理解特朗普立場轉變的長期因素與政策考量？雖然我對加密貨幣技術是外行，仍愿從加密貨幣經濟屬性及其與美國宏觀經濟及大國博弈關系，粗略提出幾點討論。

首先可能是比特幣在逆境中演化成長客觀形勢推動了認知轉變。北大國發院徐建國教授專門寫過有關比特幣專著，系統描述了比特幣的成長過程。比特幣以傳奇方式出現后十幾年間，雖在大部分國家遭遇嚴格監管甚至禁止性打壓，然而仍能保持活力并生生不息地演化發展，顯示有內在邏輯與生命力。曾在市場摸爬滾打的特朗普對此應有領悟力，在意識到消極封堵政策存在誤區后，干脆采取“打不贏就聯手干”的策略轉而積極利用。

其次，比特幣對緩解美國財政困境或有潛在價值。據報道，美國政府通過最近幾年的執法，已積累了約21萬枚比特幣，占比特幣總存量的百分之一左右。即便按照目前10萬美元單價mark to market，也已有百億美元價值?？紤]比特幣供給上限派生的絕對稀缺性，結合其過去十幾年邁六個指數臺階的價格走勢，不能排除其未來價格繼續增長的可能性。這樣看來，增持比特幣或許對緩解美國的財政困境或有意義。

再次，比特幣技術原理內嵌的非中心化屬性，與特朗普質疑當代國家治理中心權威的理念，本質上具有某種契合性。最初特朗普基于原有經驗和認知，先入為主地關注比特幣某些特定功能影響，對其持抵觸和反對態度；后來或領悟到比特幣非中心特質具有可利用價值時轉而大力追捧，并反過來高調責難民主黨高壓嚴管政策。例如，特朗普多次高調指責美聯儲，對其法律賦予的獨立地位表示不滿，力挺比特幣或許能使他多一點牽制美聯儲的籌碼。

又次，比特幣對未來貨幣體制創新或有潛在價值。比特幣底層技術決定其供給上限，使其就稀缺性而言與黃金比較有過之物不及，在潛在意義上或具有某種儲備資產功能。另外，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穩定幣，可掛鉤某個或若干個主權貨幣，具有形成一種新貨幣體制的潛能。這方面情況引發借助比特幣技術構造所謂“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聯想，雖距現實遙遠然而也不能說純粹是天方夜譚。另外在美國經濟遭遇巨大危機的假設情境下，新貨幣安排或能為應對危機提供備選手段。

最后，如果特朗普押對了比特幣具有戰略意義這一寶，考慮美方在比特幣領域涉足較早，可能會獲得某種主動性并倒逼其他國家跟進，形成所謂主權級“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今年11月底簽署一項法律，正式承認數字貨幣為資產，并出臺免除加密貨幣開采和銷售的增值稅以及其他相關優惠政策。如果比特幣能提升美國影響力，也會給特朗普提供一次自夸“自嗨”的機會。

當然，資產價格上漲永遠會有過度泡沫化的風險，對比特幣這樣具有獨特供求關系和價格表現的資產更是如此。設想未來比特幣價格能繼續延續過去十幾年指數級增長趨勢，在更高價位泡沫破滅可能會對比特幣大量交易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造成嚴重沖擊。有利和消極情景哪一種會變成現實，關鍵取決于在比特幣市場合法化和持續成長過程中，科學合理的有效監管能不能跟得上。由于比特幣性質特殊，創新合理有效監管必然是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5. 看清中美經貿七點經驗事實

最后簡單講一下中美經貿關系近年演變、現實風險與我們需要如何應對。

過去七八年美西方系統調整對我國經貿政策與戰略方針。包括美國對華采取加征關稅、技術限制、投資管控、國際聯手等手段遏制。美國發布新版指責中國屬于非市場經濟（NME）報告，歐盟也發布兩版中國經濟市場扭曲報告，顯示其對我體制認知誤讀加深。整體對華定位倒退：美《國家戰略報告2017》定位為挑戰者，歐盟從早先“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倒退到三重身份定位。

面對美西方政策環境變化，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應對舉措。概括起來大體有這么幾條：對美國單邊措施敢于反制斗爭，對美西方不同國家區別對待，堅持主動擴大開放，推進國內大循環，構建新型舉國體制應對外部卡脖子舉措，制造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布局。同時堅持要求美歐對華政策回到正確定位：對美堅持“十二字”方針，對歐盟批評其錯誤認知導致定位倒退。

上述環境轉變背景下，特別是2018美國挑起貿易戰以來，中美經濟脫鉤斷鏈風險顯著上升。但是實際情況究竟怎樣？可以通過基本經濟數據來看七點經驗事實。

第一，從中美整體、貨物和制成品貿易數據看，基本增長趨勢尚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但是由于政策沖擊貿易波動性上升，另外兩國貿易所占整體貿易相對份額顯著下降。份額下降始于更早時期，不過近年明顯加快。

第二，從雙邊貿易結構看，我國最具有競爭優勢和順差規模最大的三個部門，受關稅措施較多的兩個部門順差增長減緩和收縮，受關稅措施影響較小的雜項制成品順差增長較快。我國對美國初級產品進口近年出現較大幅度增長，顯示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后我國在履行有關承諾方面所做的努力。初級產品中我國對美逆差最大的三類產品，是油籽和含油水果、天然氣煤氣、石油和石油制品。

第三，美國對我出口的優勢產品即順差產品，包括油脂谷物農產品，石油天然氣化石能源產品等，其總體對華出口規模占我國進口總量比例不到10%，顯示中美經濟互補性與擴大合作客觀存在較大潛力。

第四，從貿易轉移角度看，中美雙邊貿易承受關稅壓力條件下，受到直接投資等因素影響，貿易活動向第三方轉移，使得雙邊原有直接經貿聯系采取迂回方式實現。數據顯示，中墨貿易順差變動與墨美貿易順差變動表現出一定相關性，另外中越與越美、中泰與泰美順差關系也有類似特點。這其實是符合開放經濟規律的現象。

第五，雙邊直接投資也出現明顯變化，但是我國對美直接投資降幅要顯著大于美對我直接投資變化。這顯示美國對我國投資保護政策力度不斷收緊，我國近年總體上對外國投資開放度有所提升，但是在雙邊整體關系承壓背景下美國對華投資相對比例仍趨于下降。

第六，從證券投資看，美對華證券投資相對規模到2021年后才大幅減少；我國對美證券投資持續調減，不過開始時間遠早于上次特朗普沖擊導致的雙邊經貿關系緊張，相關趨勢性變化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與關稅戰關聯度較低。例如，受多方面其它因素作用，我國持有美國國債同樣早就開始調減。

第七，雙邊人員往來出現較大幅回落，與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有關系，但更大程度是疫情沖擊導致的結果；數據顯示近年相關指標快速復蘇，但是與早先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受兩國關系緊張以及疫情沖擊影響，我國赴美留學生相對規模近年顯著回落。

基于事實概括一下，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疊加疫情的沖擊，使得兩國經貿關系初步出現明顯疏離甚至局部脫鉤的動向，這在人員交往方面比較突出顯，在雙向投資與貿易占比等指標上也有明顯表現。不過雙邊貿易指標趨勢仍在延續，顯示得到結構互補性和規律性力量支持的中美經貿關系存在相當韌性。

由此可見，美國加征關稅人為制造壁壘，確實會增加雙邊經貿往來的交易成本，并對原有分工貿易格局造成沖擊，然而這種來自市場外部的干預力量很難真正斬斷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包括通過其它第三國所實現的間接迂回聯系。當然，美方或許會加碼脫鉤努力并試圖“堵塞”第三國所謂漏洞，然而經濟規律作用仍會以“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方式做反應，未來演變進程不會完全按照某種政治意愿展開。

下一步會怎樣？八年前特朗普勝選后人們廣泛預期中美關系可能生變，但是2017年雙邊談判達成“早期收獲”協議，年底特朗普訪華在推特上多次點贊中國，當時國內媒體甚至認為兩國關系“輕舟已過萬重山”，直到2018年3月底美方公布301調查報告才拉開關稅戰序幕。這次情況不同，預計特朗普2.0沖擊更可能在他就職后不久就會發力，并對兩國經貿關系帶來更為復雜的負面影響。

今年特朗普競選時表示要對中國加征60%關稅，關稅措施仍是其經貿關系領域施壓的關鍵手段。下表美方關稅措施的若干預測結果顯示，60%關稅沖擊可能拖累我國經濟增速1%-2.5%，并對中國周邊國家及全球經濟造成損害。即便僅加征20%或10%的關稅，也可能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收縮0.7%或0.3%-0.4%。在國內宏觀經濟面臨需求偏弱與經濟動力不足形勢下，美方關稅政策沖擊對我國顯然是需要重視的風險。

另外一個重大潛在沖擊，是美方可能會試圖取消對我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即所謂“最惠國待遇（MFN）”。

2023年12月，美國國會跨黨派“與中國競爭特別委員會”發布名為《選擇、預防、建設：贏得美國與中國經濟競爭的戰略》報告，所提150項建議中取消中國PNTR被列為首要任務，并提出12項相關建議，包括將中國歸入新關稅類別，在相對短期分階段實施；恢復“中國保障機制”，使美國能夠更容易對中國實施關稅或其他限制措施；允許將關稅收入用于開拓新市場，抵消對農民、牧場主和工人的不利影響等等。對此拜登政府深知影響巨大未敢輕舉妄動，特朗普上任后如選擇更強硬立場可能會就此做文章。

還有一點重要不確定因素，是美國的盟友態度會怎么？美國政策的強勢轉變，歐盟及美其它盟友如何應對特朗普2.0沖擊存在不確定性。美國盟友大都會質疑和抵制特朗普政府的激進保住主義政策立場，但是最終是會形成一種新的整合度更高的美西方陣營？還是盟友離心力加大導致美西方內部分裂，出現新的“次陣營”重組？歐盟內部矛盾面臨美國高壓會如何演變？這些對我國外部經貿關系可能具有中美關系演變類似量級的影響。

6. 兩手應對外部沖擊，國內推進經濟再平衡

給定特朗普新政或使兩國經貿關系進一步承壓的形勢，我們需要有兩手應對準備。

一是作為新興大國，無疑要堅持原則并維護自身發展核心利益?；趯H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認知，堅定大國發展趨勢不會因外部環境變化而逆轉的信念。我國曾采用關稅措施反制美加征關稅，考慮對美順差規模巨大后續未必會重復上次經驗，不過反制策略仍是可能選項之一。針對外部環境演變，近年我國逐步建構制裁外國經濟實體和個人的法規體系，這類工具仍可適當采用。我國對某些戰略性稀有礦物資源開采與加工具有不同程度影響力和控制力，在經貿博弈中可適度發揮其杠桿作用。另外，我國在雙邊、區域與多邊場合，可基于事實和邏輯批評和抵制美方保護主義措施。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維持大體和平穩定國際環境對我根本上是更為有利的。一個現實事例是我國新三樣產業爆發式增長，要實現其國際領先的國際競爭力，拓展國際銷售市場至關重要。因而無論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是自身發展要求考慮，都應積極維護和爭取和平外部環境，充分發揮新興大國的特有能動性與影響力，在大國博弈同時謀求大國經濟和平共處。

全球經濟動蕩不符合任何國家利益，需督促美方關注其政策實施對國際經濟的沖擊。我國可結合國內市場需要適度增加美國優勢產品進口，考慮建議就中美開啟第二階段經貿關系談判。特朗普就任意味著拜登政府新能源政策將再遭挫敗，不過特朗普表示愿意接受中國新能源ODI，對此雙方可積極溝通。中國需升級“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美學界也提出“新能源馬歇爾計劃”，這個議題雖非特朗普政府優先事項但也存在合作潛力。目前全球經濟發展被氣變、債務、低增長和貧富差別等多重危機所困擾，客觀上需兩國在G20、WB、IMF等多邊框架內合作。

大國外交是政治，夯實國內經濟發展根基，是大國應對外部環境變動的基本功。針對國內經濟近年存在的“供強需弱”與雙重不平衡矛盾，需把宏觀調控、結構調整、體制改革舉措結合起來，通過推進國內經濟再平衡統籌應對目前內外經濟形勢挑戰。

在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財政政策需對改善收入分配發揮關鍵作用：例如通過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顯著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提升跨區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短期或可優先考慮適度加大運用中央財政事權，提高最困難人群每月僅200元養老金水平，幫助免去這部分居民每年400元左右醫保繳費。

無需追加財政投入的體制改革有實質性意義：包括農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有效加強提升法制水平等，這些措施都有助于應對需求與信心不足問題。例如農地制度與戶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激活居民消費，對此學界具有較大程度共識，有關改革試點或部分區域改革推進多年，需下決心實施突破性改革。

需審時度勢調整優化公共資源投入配置結構：我國公共部門資源長期較大比例投向供給端有其歷史合理性，針對現實發展階段與內外環境變化，需調整配置結構適度增加支持民生的比例，特別是讓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得到逐步提升。這類資源投向結構改變舉措，在邏輯上不需以擴大財政赤字和債務為前提。

經濟再平衡進程有效推進，將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具備更為穩健堅實基礎，也會有利于我們管理和應對外部環境變化。

總之，觀察美國經濟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一方面彰顯我國經濟發展的多方面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折射目前面臨的經濟不平衡與現實矛盾。如果能在國內以再平衡為主線深化改革理順關系，外部兩手并用穩慎應對特朗普2.0沖擊，我國經濟不僅能克服目前困難，還完全有能力啟動新一輪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并為實現2035年經濟初步現代化目標創造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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