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俄烏戰火還在燃燒，至今為止，尚未看到結束的跡象。北約作為俄烏沖突背后的美西方重要力量，也在此次戰爭中一改往日囂張氣焰，暴露出了“紙老虎”的真面目，一邊為烏克蘭提供武器與軍事援助，一邊卻在戰場上表現出躊躇與猶豫，使得俄烏沖突正在向長期化、持久化方向演進，并且已經外溢到中東等多個地區。

第一，全球地區沖突數量達三十年之最，俄烏沖突外溢風險顯著加大。

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最新統計數據，2023年全球沖突數量達183起，創近30年之最。從敘利亞、利比亞、也門內戰到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陳兵對峙；從委內瑞拉和圭亞那的緊張戒備到美韓擴大聯合軍演規模，全球緊張局勢持續升溫。而據烏克蘭國防部新聞處消息，同俄羅斯長期關系緊張的格魯吉亞已參加培訓烏克蘭軍人的活動，摩爾多瓦前總理、發展和統一黨主席揚?基庫則表示，自俄烏沖突爆發后，烏克蘭一直試圖以各種方式將摩爾多瓦拖入俄烏沖突。2023年12月，歐盟已正式與摩爾多瓦開啟入盟談判，并給予格魯吉亞歐盟候選國地位。俄烏沖突面臨外溢風險的問題。

第二，中立國弱化中立地位或放棄中立，主要軍事大國與軍事集團軍費開支創歷史新高。

奧地利在俄烏沖突爆發后，雖堅稱中立，但同意加入歐盟“戰略指南針”行動計劃，參與建立歐盟5000人的快速反應部隊；芬蘭、瑞典申請加入北約，徹底告別“中立”。此外，瑞士、愛爾蘭等國也偏離傳統中立地位，參與對俄制裁。2024年，美國再次上調國防預算，以約占全球軍費40%的8860億美元國防預算，超過美國之后9個國家總和。2024年，北約也將軍事預算上調至20.3億歐元，較2023年增長12%。

第三，全球核安全形勢持續惡化，核威懾行動與核訛詐行為頻發。

俄烏沖突加劇了社會分裂，深化了民族矛盾，增加了人員流失和難民潮。這場沖突導致雙方國內的社會均出現保守主義以及更為嚴重的民族和宗教緊張關系，甚至引發了法西斯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復活。這種對不同思想、文化狀況和民族情感的排斥等，加劇了整個社會的緊張和分裂。

第一，俄烏沖突是二戰后歐洲大陸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戰爭。

據俄羅斯媒體援引烏克蘭前總檢察長的表述：自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武裝部隊陣亡人數已達50萬人、重傷7.2萬、被俘0.6萬。而烏克蘭國防部公示的俄羅斯武裝部隊戰損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1月初，烏克蘭武裝力量消滅了36.51萬名敵人，結合這一數字，俄烏雙方陣亡人數如今已超過86萬。同時，戰爭也使得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難民潮對歐洲的社會穩定造成很大威脅。截至2024年1月，俄烏沖突已經造成1000多萬烏克蘭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這為歐洲帶來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其中，有600多萬烏克蘭人在本國境內無家可歸，有超過300多萬烏克蘭難民逃到鄰國，其中有超過200萬人逃到波蘭。平民傷亡情況上，已有至少1萬名平民于沖突中喪生，其中包括560多名兒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報告稱，有超過18500名平民受傷。

第二，俄烏沖突使得種族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

沖突雙方圍繞著是否實行“滅絕種族”的行為展開了口誅筆伐，俄羅斯出兵的直接理由是烏克蘭政府在烏東地區實施了“滅絕種族”國際罪行，嚴重威脅該地區俄羅斯人及親俄烏克蘭人生命安全。然而在國際上，烏克蘭也同時指責俄方違反國際法并觸犯滅絕種族等國際罪行。直至今日雙方依舊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己方指控。其背后的意圖，是在爭奪輿論制高點，尤其在現代戰爭中，操縱輿論是很重要的一個動員環節，誰操縱輿論就能把控“國際態度”，爭取到更多的合作和盟友，甚至可以扭轉選民情緒，導致戰爭決策層發生變化。

第三，俄烏沖突深刻影響著歐洲各國的內政和社會。

支持俄羅斯還是支持烏克蘭，這幾乎成了一個政治立場選擇題。俄烏沖突不單是俄烏雙方的直接兵戎相見，也是歐洲各國利益博弈、矛盾迭起的焦點所在。歐洲的分歧也在這一事件沖擊下凸顯。歐盟成員國就對俄能源禁令“談不攏”；僅在俄烏問題上，歐洲內部就在“是否對俄脫鉤”“是否加快烏克蘭加入歐盟的程序”“歐盟戰略自主的資金分配”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較多分歧。未來一段時間，隨著戰事的進展以及美國對俄制裁的升級，歐洲內部的矛盾及分化還將繼續，而這將會是影響歐洲安全結構的一個核心動因。

俄烏沖突兩年帶來全球陣營對抗博弈加劇，美西方全面對俄制裁，金融武器化、貿易武器化、科技武器化。全球格局加速分化，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對陣加劇，全球東方與全球西方的“東升西降”趨勢明顯。發展中國家紛紛要求加入金磚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更加對陣。

俄烏沖突對世界政治的首要沖擊，是現實主義“硬核政治”回歸，安全上的零和博弈困境將長時間困擾各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2022年接受英國《旁觀者》雜志（The Spectator）專訪時表示，“在戰爭勢頭使政治局勢無法控制之前，需要面對戰爭目標的問題”，但很明顯，當前世界政治局勢已經被戰爭勢頭“帶偏”，世界出現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國家群體分裂。根據聯合國大會第十一屆緊急特別會議通過的六次決議投票情況，對俄羅斯的整體支持率為29%，反對率為65%，已經形成國家群體分裂的初步趨勢。

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進入以核心價值觀為支點的時代。觀念領域博弈的最大特點是內含政治，外顯為文化。俄烏沖突加劇了大國之間價值觀博弈的激烈程度，使得觀念領域的交鋒更加白熱化，同時也成為全球進一步分裂的催化劑。

俄烏沖突導致的糧食、能源、半導體等多種產品供應鏈中斷令許多國家受到影響，促使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加快重組，滿足安全要求的短鏈化、分散化、本土化、區域化、陣營化等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的方向。

當下，全球科技發展已經由過去的合作時代跨入了競爭時代。俄烏沖突使得西方加速推進“小院高墻”戰略，美國迅速實施對俄“科研脫鉤”，企圖利用科技優勢將俄羅斯排除在全球科研核心體系以外。更為關鍵的是，俄烏沖突進一步強化了尖端技術在新型作戰中的應用，軍事實力成為科技比拼的重點領域，軍事科技的發展也更加凸顯了技術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的影響。

俄烏沖突后，全球缺乏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動力，沖突發生18個月后累計造成了1.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國，而烏克蘭則是天然氣輸送管道的關鍵通道之一，隨著緊張局勢的加劇，全球尤其是歐洲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性使得清潔能源的推動變得更加困難。

09

在金融領域，俄烏沖突導致國際貨幣格局多極化的量變累積進程加快，全球資本市場出現2008年以來的最大動蕩

第一，國際貨幣格局多極化的量變累積進程加快，美元以下的二級貨幣層級競爭加速。

俄烏沖突導致全球陣營化、經濟脫鉤斷鏈提速，加之美國加強了經濟和金融制裁的武器化，增加了全球新興市場去美元化的動機。截至目前至少有大約70個國家開始了去美元化的努力，包括加快建設跨境支付系統，探索區域性貨幣聯盟，跨境貿易以本幣結算，大力發展央行數字貨幣等方式。有人測算，目前有大約30%的國家面臨來自西方制裁的潛在威脅，遠高于1990年代的10%，但美國強大的金融發展水平、科技創新、軍事實力和治理能力決定了美元霸權的根基依然深厚。

俄烏沖突對國際貨幣體系競爭格局尚未產生根本沖擊。從2021年到2023年，美元儲備的份額穩定在近60%的水平，美元主要貨幣功能的國際地位依然穩定。雖然質變尚未出現，但量變的速度在加快。在美元以下的二級貨幣層級，競爭有所加速。歐元以及歐元體系中一些傳統二線貨幣份額下降，其中歐元儲備的全球份額下降約1個百分點，主要為第三級小型成熟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貨幣所替代，傳統二級貨幣面臨的挑戰加大。

第二，俄烏沖突加劇國際金融市場動蕩。

俄烏沖突加大國際經濟、政治前景的不確定性。沖突直接引發能源、糧食價格暴漲，美國2022年6月的CPI高達9.1%，創下40年來新高，迫使美國陡峭加息，成為2023年歐美銀行業危機的誘因之一。全球投資者將地緣政治風險作為一項重要的風險來源。地緣政治風險的可預測性較低，且對金融市場可能產生災難性影響，導致全球金融市場避險情緒大幅上升，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

2022年美國三大股指均創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年最大跌幅。同時美元高利率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加大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壓力，加劇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

俄烏沖突作為冷戰以來最大的國際事件，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格局、秩序演進最重要的“導火索”與“催化劑”，誘發地區沖突多點開花，中東熱戰，非洲內亂，亞太、拉美也熱點突起。“大爭之世”拉開帷幕。

首先，俄烏沖突爆發后，聯合國、G20等國際治理機制進入前所未有的失調狀態。

有些多邊機制甚至已經“名存實亡”，幾乎成為輿論博弈場而非治理平臺。統一協調處理國際問題的機制失靈，各方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地區沖突的能力大減，導致國際秩序松動、瓦解與失序下的國際亂局。制衡機制與權力的真空也使得區域勢力更愿選擇親自出馬，武力解決問題。

其次，俄烏沖突短期內擴大了全球南北方的差距，但也帶來了全球南方的“戰略覺醒”，成為全球格局演進的墊腳石。

美國借烏克蘭危機再次“收割全球”，成為沖突下的最大贏家。在烏克蘭危機的影響之下，俄歐貿易聯系迅速減少，歐洲被迫增加對美國的依賴，利好美國經濟。一是美國對歐洲的能源出口激增，美對歐液化天然氣出口量從2018年的二百萬噸上升到2023年的五千萬噸。二是以北約集團為代表的軍事集團增加了軍事防御需求，為美國軍工復合體帶來可觀的利潤。2023年美對外軍售較2022年增長16%，其中政府直接談判銷售額激增56%。三是美國以軍事援助之名抄底烏克蘭資產，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得以擴張。這些因素對美國因加息導致的經濟負面影響構成對沖，形成美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短期內在一定程度上逆轉了美國經濟頹勢。

雖然這次沖突拉大了南北差距，使得美國短期內成為危機下的最大贏家，但是烏克蘭危機促使更多的國家尋求戰略自主與獨立，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與獨立意識的覺醒，將構成百年變局下“東升西降”的重要推動力量。冷戰后以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秩序正經歷全面重構，世界由強單極向多極轉換；俄烏沖突爆發后，德國總理朔爾茨也用“時代轉折點“（Zeitenwende）來概括全球格局之巨變，提出“在這個全新的多極世界中，不同的國家和政府都在為權力和影響力而爭”，避免“新冷戰”成為重中之重。

這樣的世界大勢之下，大國紛爭以及對秩序主導權的博弈已從“暗斗”漸漸步入“明爭”，伴隨著固有國際協調、治理機制的失靈，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多極化時代已拉開帷幕，挑戰與機遇并存。

俄烏沖突下，中國既要適度“示強”，向國際社會亮明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底線，也要防止落入戰爭陷阱，陷入軍備競賽的泥潭。同時，繼續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中國應盡的貢獻。

適度展現軍事實力，反對捆綁炒作俄烏沖突與臺灣問題。俄烏沖突爆發后，便有輿論渲染“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的話題。然而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與俄烏沖突不具可比性。面對外界不斷以俄烏沖突挑釁炒作臺灣問題，中國既要防止陷入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又要適當提升作戰能力，體現中國立場與國家紅線。

積極重塑合理、有力、公正的集體安全國際秩序，為沖突各方搭建溝通交流平臺。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等主張受到廣泛認可，應主動發揮中國作為國際大國在止戰促和上的優勢，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為沖突各方搭建溝通交流平臺，共促世界持久和平安全。

02

東西方陣營割裂世界，中國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增強在外交博弈中的靈活性

俄烏沖突再次將全球政治陣營對抗推向高潮，中國必須提升在外交博弈中的戰略靈活性，既要維護自身利益，又要尋求合作空間，既要應對挑戰，又要塑造機遇，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靈活運用多種手段。

在大國關系上，堅持合作共贏，避免對抗沖突。中國在與美國、俄羅斯、歐盟等大國的關系上，應堅持擴大共同利益，化解分歧矛盾，維護戰略穩定。中國不懼美國打壓，也不尋求與美國的全面對抗，而是主張探索中美正確相處之道。中國應繼續深化與俄羅斯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分批次、有重點、靈活處理與歐盟各國關系，加強在共識領域的合作。

在周邊關系上，堅持親誠惠容，促進共同發展。中國應繼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中國應不斷加強與東盟國家關系，繼續在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等方面發力。中國也應在地區安全等方面密切與南亞、中亞、西亞等國家的協作。

在發展中國家關系上，堅持真誠友好，加強團結合作。中國應繼續支持各發展中國家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提高發展水平。中國應持續深入發展同非洲、拉美、太平洋島國等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安全、人文等領域拓展合作空間。以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APEC）、金磚國家（BRICS）等為代表的區域合作機制為平臺，團結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增進南南合作，為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貢獻中國力量。

03

“認知戰”制勝于無形，中國須加強對“認知戰”的博弈能力建設，提升話語敘事能力

意識形態斗爭映射到認知領域，即為認知戰。認知域作為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戰場，首當其沖成為俄羅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的關鍵。俄烏沖突中各方通過話語敘事，展示自己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同時質疑和反擊對方動機與行為，將對方“貶”為國際輿論場上的“失道者”。認知攻防、話語敘事成為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

“認知戰”輸贏已成為影響國際格局重塑的主要因素。雙方為全面爭奪國際輿論場和話語權，新招頻出，從社會、國家、政府、組織，乃至個人層面實施多領域博弈。其中，認知對抗貫穿整個軍事戰爭全過程，與科技戰、網絡戰、情報戰等戰法深度融合，碰撞出了混合戰爭下的新火花，出現了諸如首腦效應、全民戰爭、科技賦能等認知戰新特點。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必須敢于發聲、敢于接話、敢于對話。首先，在國際輿論場上，中國要積極倡導和平、合作、共贏的理念，強調尊重國家主權、維護國際法治、倡導公平正義。同時，要批駁各種極端言論，如“文明沖突論”、“新冷戰論”等，防止國際局勢惡化。其次，在認知攻防方面，要充分了解各方立場和利益訴求，洞悉國際局勢演變，善于捕捉關鍵節點，有針對性地提出我國立場和主張。再次，在話語敘事方面，我們要充分發揮我國的文化底蘊和傳播優勢，創新話語體系，使之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

此外，在認知對抗過程中，俄烏雙方采用的新手段、新戰法，都能給予我們思考和啟示：既要善于利用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站在國際道義制高點；更要善于利用大數據、機器學習、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VR）、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AR）等創新技術手段，幫助我們逐步提高認知防御能力，有效筑牢心理防線，應對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爭取國際道義支持。

04

“冷戰式經濟格局”再露端倪，中國應主動制定重塑經濟全球化的規則秩序

俄烏沖突的破壞性重塑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并從根本上削弱了支撐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但長期來看，由于其違背全球經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形成相互深度嵌套的客觀事實，不能充分發揮各經濟體的優勢，必將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客觀規律的沖擊下走向破產。換句話說，俄烏沖突暴露出全球制造業供應鏈的脆弱性和風險性，依賴外部供應的制造業供應鏈是不可持續的。

05

科技實力已成為國家安全的決定性因素，中國須大力提升科技自主創新程度，推動科技開放與合作

俄烏沖突凸顯了科技對國家安全的至關重要性。當前，中國和美國的科技競爭處于非對稱競爭狀態。整體上看，中國的科技實力同美國還具有一定的差距。中國應以小博大，走非對稱競爭下的內向進取道路，通過國內自主創新改變國際競爭格局，最終重回全球科技合作大于競爭的局面。

06

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一段時期內將繼續被邊緣化，中國應增強能源韌性

俄烏沖突給全球低碳能源轉型帶來了一些困難和挑戰。

首先，能源價格的劇烈波動給各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和壓力，影響各國對低碳能源的投資和支持。其次，能源供應的不穩定和不充足導致一些國家暫時重啟或延長使用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以滿足能源需求，從而增加溫室氣體排放。最后，能源轉型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因為各國的國情、經濟形勢、政策制定等因素而存在差異，可能導致全球低碳能源合作的難度和復雜性。可見，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以及綠色發展進程減緩表明中國應當提升能源發展韌性，強化能源獨立性與政策自主性。

07

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中國須加快金融業強身固本，建設金融強國

俄烏沖突增加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研究表明，受戰爭影響的國家往往會在全球股市網絡中被孤立。加之中國經濟對全球資源品和全球貿易的高度依賴，戰爭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可能更為嚴重。因處于地緣政治沖突的中心，中國面臨更大的國際資本流出壓力，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市場的波動風險也因此加大。為此，中國金融業更應加快強身固本，建設金融強國。

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美歐金融制裁的升級促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更加重視建設獨立的跨境支付結算系統，但參與這些系統的銀行數量仍然有限。截至2023年末，中國的“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已有111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與者，但絕大多數是間接參與者，大部分直接參與者也是中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

中國應繼續完善CIPS功能，改善跨境支付體驗，更好地發揮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主渠道的作用。中國還應優化央行的雙邊互換協議，使其更加透明，促進其更多用于與貿易相關的活動。應加強與國際多邊組織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投融資機制設計。在重點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可推進暢通跨境資金流動和投融資試點，對接高標準國際規則。同時，金融秩序方面，美國在IMF一股獨大，而且將金融武器化。中國需借助金磚機制，推行本幣國際化，通過數字貨幣、共同貨幣完善國際貨幣體系。

提升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韌性。人民幣投融資功能的薄弱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中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阻礙了中國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的使用率和人民幣從貿易貨幣向投資、儲備貨幣的升級步伐。中國采取了一條獨特的貨幣國際化之路，即努力建設離岸人民幣金融資產基礎平臺，同時對資本賬戶開放保持謹慎。

研究發現，從貨幣的全球儲備與計價貿易額的比率看，人民幣已經接近歐元，表明這一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仍有賴央行美元儲備，這又增加了對美元的依賴。2022年末，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約1.5萬億元，占人民幣存款的比例仍很低，隨著離岸市場規模的壯大，這一模式的局限性將日益凸顯。

因此，大幅提升中國境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是中國有序推進金融業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也是從金融角度提升國際資本對人民幣資產信心，提升中國金融業應對外部沖擊能力的根基所在。為此，要以法治化、市場化建設為根本導向，以制度建設為基礎推進注冊制改革，加快發展人民幣債券市場。

08

國際秩序變革的斗爭性、漫長性和殘酷性日趨凸顯，中國須做好持久戰準備

放眼全球，近年來世界各國都表現出對冷戰后全球格局與國際秩序的不滿，無論是舊秩序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都展現出對變革的期待。美國在特朗普引領下回歸孤立主義懷抱，拋棄國際多邊機制與條約；全球南方更是對后冷戰秩序的公平與正當性存疑，迫切需要新格局來助力發展。可看出，俄烏沖突既是未來全球格局重組的誘因，也是冷戰后全球格局演變中博弈的產物與體現。舊秩序已經開始瓦解，但新格局依舊不夠明朗。中國如何在這種不確定性與動蕩中持續崛起已經成為世紀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