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蘇聯后期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噴涌而出、運動風起云涌、沖突此起彼伏，呈現出組織性與協調性、利己性與排他性、工具性與建構性等特征，其來源主要包括極端民族主義傳統、思想與政治“休克療法”、民族治理失誤、地方分離力量增強、族裔認同解構國家認同等。蘇聯解體30年來，極端民族主義繼續演化為民族分離主義、泛民族主義運動，造成領土爭奪型、族群矛盾型、地緣與民族混合型等民族沖突，其演化呈現出形態差異性、方式交織性、結果分化性等特征，其來源主要包括族裔民族主義發酵、民主化扭曲轉型、族裔精英說服與民族動員等。極端民族主義通過擾亂蘇聯精神支柱、破壞維穩防護網、聯合其他力量禍亂等方式，造成蘇聯解體的悲劇性后果，更在后蘇聯地區導致領土紛爭、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經濟衰退、國力衰落等災難性后果。

關鍵詞：極端民族主義  民族分離主義  民族沖突  民族聯邦制  國家認同

 

一、導言

2021年是蘇聯解體與蘇共敗亡30周年。30年來，蘇聯解體和蘇共亡黨這一“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引發了世界多國學者的反思與研究，其中，蘇聯為何解體及民族因素（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在其中的作用是核心議題之一。學者們在反省為何未能預測蘇聯解體的同時，對其原因展開了多維度的探究。多數學者認為蘇聯解體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民族因素包括極端民族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俄羅斯官方反思與學界研究。俄羅斯官方對極端民族主義采取反思、批判與打壓的態度。普京多次譴責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甩包袱心態加劇了蘇聯解體，批評允許加盟共和國退出聯盟的規定。俄羅斯學者大都批評斯大林模式的民族制度與政策。例如，俄羅斯學者季什科夫認為，蘇聯建構族裔民族、強化民族認同意識和族裔民族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蘇聯解體遺患，也是后蘇聯地區族群沖突遺毒。

二是歐美學界的研究與爭鳴。關于民族聯邦制（Ethnofederalism）、極端民族主義、民族沖突和國家崩潰關系等問題，歐美學者見仁見智。一些學者認為分裂主義削弱中央與國家認同，民族聯邦制導致南斯拉夫、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沿著民族界限分裂。一些學者則認為民族聯邦制有利于減少沖突并“維護和平”。馬克·貝辛格（Mark R.Beissinger）認為民族主義、民族聯邦制發揮決定了蘇聯存亡的關鍵作用。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認為，主張分離主義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精英不愿合作解決問題，才最終導致蘇聯終結。

三是中國學界的研究。近年來，中國學者圍繞民族問題與蘇聯解體、后蘇聯秩序產出了一系列成果。如左鳳榮與劉顯忠的合著《從蘇聯到俄羅斯：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研究》系統研究了蘇聯與俄羅斯民族問題，認為蘇聯當局沒能警惕與有效遏制極端民族主義，對俄羅斯與波羅的海等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應對不力、妥協讓步，聽任蘇聯解體。

已有成果為理解蘇聯解體的民族因素打下了基礎，但對極端民族主義后續動向的持續系統性研究不多。極端民族主義并未隨蘇聯解體而銷聲匿跡，反如病毒大肆蔓延傳播，侵蝕摧毀國家肌體，釀成諸多地緣政治悲劇與人道主義災難。持續系統研究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演化與后果，有利于深化對極端民族主義發展規律的認知，為我國防范民族分裂主義風險、維護民族團結與實現國家統一提供借鑒。

極端民族主義鼓吹本民族至上，仇恨排斥其他民族，常表現為大民族沙文主義、民族分離主義等形式。極端民族主義與族群沖突產生和演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原生論、工具論和建構論。原生論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與族群沖突通常被視為“古老敵意”的表現。工具論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與族際沖突的原因并非身份差異，而是利益爭奪。建構論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與族群沖突的出現和升級取決于政治精英們的行為，是其建構族群矛盾、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唐納德·霍洛維茨(Donald Horowitz)的種族沖突社會心理理論認為，集體情感因素在挑起和升級沖突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極端民族主義如何瓦解蘇聯、破壞后蘇聯秩序，帶來哪些后果？本文結合新解密的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原生論、建構論、工具論、比較分析等方法，探討蘇聯后期及解體后30余年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表現、特征與原因，及其演化的脈絡、特征與機理，分析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后果與影響。

 

二、蘇聯后期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

民族問題是蘇聯的阿喀琉斯之踵，極端民族主義則是其致命毒箭。蘇聯后期戈爾巴喬夫在未建立有效的替代架構之前，實行思想與政治“休克療法”，過早破壞蘇聯與蘇共中央集權，導致地方極端民族主義力量滋生蔓延摧毀蘇聯。

（一）表現與特征

1.蘇聯后期極端民族主義滋生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極端民族主義組織機構噴涌而出。蘇聯的政治自由化改革，使得民族主義力量以組織化的形式呈現。這些組織大都以支持改革為由成立，以族裔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初期以族裔民族主義面目示人，后發展至民族分離主義等極端形式，成為策動獨立的引領性力量，兵不血刃地實現了對各民族地方共產黨組織的替代。最具代表性組織的有：立陶宛改革運動（“薩尤季斯”，S.jūdis）、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等國人民陣線、格魯吉亞民族正義聯盟等（見表1）。

第二，民族分離主義運動風起云涌。1986年12月發生阿拉木圖抵制科爾賓事件。1987年7月，1944年被迫遷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在紅場和平示威，爭取回歸權。1988年2月，阿塞拜疆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示威要求與亞美尼亞合并，在蘇姆蓋特等地發生與阿塞拜疆人暴力沖突。摩爾達維亞、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也爆發了類似的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沖突。

第三，民族沖突此起彼伏。1988—1991年,蘇聯爆發至少150起民族沖突,造成人員傷亡20起。僅在1991年，中亞就有25次不同的民族沖突。蘇聯民族沖突種類多樣。一是民族地方與中央爭斗型。其中1986年12月阿拉木圖事件是中央攻、地方守，波羅的海三國事件是地方攻、中央守，中央軟硬（勸說、能源制裁、武力）兼施過后失控，引發其他民族相繼獨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二是民族間領土爭端型。如1988年的納卡沖突。三是外來與本土民族博弈型。如1989年烏茲別克費爾干納事件（烏茲別克人與麥斯赫特土耳其人沖突），1990年吉爾吉斯奧什州沖突（烏茲別克人與吉爾吉斯人沖突）等。上述類型中民族地方與中央的沖突對蘇聯解體作用最為關鍵。

2.與其他時期和國家相比，蘇聯后期滋生的極端民族主義有如下特征。第一，組織性與協調性。與沙俄末期及后蘇聯時期的極端民族主義相比，蘇聯末期的極端民族主義更有組織性。1987年夏以來，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呈現出大規模和有組織等特征。地方極端民族主義相互勾連與支持，與民主派聯合，反對蘇聯中央。如俄羅斯支持波羅的海三國的分離。在蘇聯中央政權的干預下，極端民族主義運動與族際沖突暴力水平與規模較低，相較于蘇聯解體后血腥慘烈的族際戰爭稍微平和些。

第二，利己性與排他性。加盟共和國開始拋棄蘇聯民族大家庭思維，競相鼓吹利己與排他的觀念。安東尼·史密斯認為，蘇聯族裔民族主義具有雙重特征，包括對抗蘇聯的族裔自治運動，以及具有分離色彩的對抗俄羅斯主體地位的運動。民族精英以極端民族主義思維范式動員、裹挾與操縱民眾分裂國家。

第三，工具性與建構性。極端民族主義被民族精英用作動員民眾與奪權的政治工具，被西方敵對勢力用作瓦解蘇聯的政治工具。極端民族主義浪潮使蘇聯機構產生巨大混亂和分裂，使得尋找制度解決方案來團結加盟共和國更加困難。不少地方共產黨基層組織內部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尤為強烈。民族主義運動開始主導波羅的海諸國、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的政治。除阿塞拜疆和中亞地區外，在1990年的選舉中幾乎每個共和國都有民族主義運動或同情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掌權，使席卷全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制度化。

（二）來源與發生機制

蘇聯后期極端民族主義滋生是內因與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原生因素與后續建構、工具化民族動員等環節共振的產物。按照原生論觀點，蘇聯具有極端民族主義“病原體”，屬于民族型敏感與脆弱大國體質。戈爾巴喬夫“改革”惡化蘇聯政治生態，為歷史病灶病原體復發創造了條件。

1.原生遺留的極端民族主義歷史傳統。原生論認為，沙俄遺留通向極端民族主義的種子病灶，包括沙文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分離主義、族裔民族主義等。此外，愛走極端的民族性格也是重要因素，如非理性與情緒化的俄羅斯民族性格、彪悍勇猛的高加索山民性格、清高自傲的波羅的海民族性格、桀驁不馴的中亞農牧民性格，都易于滋生極端民族主義。沙俄的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分離主義為蘇聯提供歷史記憶。大俄羅斯主義強調使命感（彌賽亞意識）與俄羅斯特性（例外主義），往往呈現出民族自負、仇外心理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沙俄時期的沙文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也被蘇聯繼承發揚。蘇聯政府大都宣揚俄羅斯族優勢貢獻，貶低與打擊其他民族，固守民族主義立場被認為是蘇聯解體的關鍵原因之一。

2.戈氏的“休克療法”改革、民族治理失誤。第一，戈爾巴喬夫的“休克療法”改革為極端民族主義滋生提供政治空間。戈爾巴喬夫的思想與政治“休克療法”，使蘇聯染上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病毒，造成蘇聯衰竭瓦解的“醫療事故”。蘇聯共產黨的解散結束了蘇共管理與任命民族地區領導人的提名制度與權力。蘇維埃選舉為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代表進入提供了機會。戈爾巴喬夫允許民間組織活動并采用群眾示威等草根動員策略。埃莉斯·朱利亞諾（Elise Giuliano）認為，對民族地方的政治權力爭奪是推動民族地方分裂的一個關鍵變量。這使民族精英在民族化的政治選舉中，為維護權力地位而煽動利用極端民族主義力量。

第二，民族治理失誤為極端民族主義滋生提供豁口。蘇聯民族政策在促進中亞等落后地區發展、促進民族交往交流、加強蘇聯人認同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高壓（1940—1955年、1970—1985年）與放縱（1925—1939年、1956—1970年、1986—1991年）間搖擺的民族政策會誘使極端民族主義滋生肆虐。極端民族主義還與行政權力隨意切割和轉移民族與領土有關。蘇聯曾強迫遷徙境內民族，將領土作為對某個民族的恩賜或獎品。例如1923年蘇聯中央違背居民意見，將亞美尼亞人占90%的納卡地區劃歸阿塞拜疆管轄，為該地區亞美尼亞人民族分離主義乃至后來持續的納卡沖突埋下隱患。1954年赫魯曉夫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被學界歸咎為多年后克里米亞因分離主義而脫離烏克蘭的源頭。

第三，民族聯邦制為極端民族主義滋生提供制度法律漏洞。在民族與聯邦構成模式上，戈爾巴喬夫縱容民族自決權，強化族裔意識，向民族地方過度讓步。普京指出，加盟共和國分離權被列入《蘇聯成立宣言》及1924年蘇聯憲法，不啻為在蘇聯國基上埋下最危險的定時炸彈（most dangerous time bomb），它在蘇共內部瓦解、保障蘇共領導權的安全保障消失時刻爆炸。極端民族主義則是引爆定時炸彈的導火索、摧毀蘇聯的引爆器。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普京批評列寧時期支持民族自決與分離權，沒有考慮到民族自決與分離權是換取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的重要條件，是一份政治信任契約。然而，待后續時機成熟，蘇聯領導人應對民族聯邦制進行有效改革，限制或取消民族分離權，積極保護各民族權益，清除滋生極端民族主義的土壤。

3.民族地方實力增強、族裔認同膨脹消解國家認同。俄羅斯學者季什科夫等建構論者詬病蘇聯人為建構族裔民族，強化族裔認同，為滋生出族裔民族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埋下了隱患。

第一，地方民族政治精英將極端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動員工具。族裔精英通過引起群眾共鳴成功獲取民眾支持。族裔精英以“吃虧論”“奶牛論”，鼓動民族民粹主義，煽動民族仇恨。族裔精英聲稱，由于無法獲得理想的工作和資源，少數族群被拒絕充分參與國家經濟，鼓吹獲得主權與獨立將消除民族不平等與壓迫。族裔精英地位加強、族裔人口增多與失衡等因素為極端民族主義提供人口基礎。從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看，極端民族主義是族裔精英裹挾民眾奪權換代的武器，粉墨登場的新貴寡頭成為最大受益者，普通民眾與蘇聯成為兩敗俱傷的犧牲品。民眾在蘇聯去留中只有參與權而無決定權，支持保留蘇聯的公投多數民意在族裔精英集團利益前不堪一擊。

第二，正是蘇聯中央集權的弱化與軟硬實力的衰微，加劇族裔民族認同對國家認同的瓦解，使原先暗流涌動的族裔民族主義蛻變為民族分離主義。正如雷日科夫所言：“只要蘇聯開始衰敗，民族主義就能變成摧毀國家的攻城槌。”與沙俄末期類似，蘇聯末期的民族分離主義根源在于，未能構建牢固的國家認同，勉強靠中央集權強力控制民族地方，一旦中央集權衰落，民族地方分離主義勢必從薄弱環節突破。入侵阿富汗的失敗、應對波羅的海國家民族分離主義力量挑釁的無能，暴露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能力的衰落（外強中干），“疑蘇主義”抬頭，蘇聯國家認同瓦解，在洶涌的極端民族主義浪潮沖擊下灰飛煙滅。

 

三、后蘇聯時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演化

極端民族主義是摧毀蘇聯的“破舊利器”，也是危害新獨立國家的“動蕩兇器”。后蘇聯時代極端民族主義演化發展，釀成一系列新的民族矛盾與沖突。

（一）演化脈絡與特征

1.后蘇聯時期極端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擴張性極端民族主義表現為泛民族主義。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主義（大俄羅斯主義）表現為民族經濟自主、精神復歸（東正教復蘇）、外交收縮構成的民族本位主義（利己主義、種族主義），主張“斯拉夫民族主義回歸”“復興俄羅斯”（葉利欽語）等。泛斯拉夫主義表現為推動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重新統一。1993年成立的俄羅斯共同體大會將目標定為，將新獨立國家中的數百萬斯拉夫僑民變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成為俄羅斯民族統一主義（Russian irredentism）的工具，在俄羅斯周圍構建“俄羅斯人的世界”。此外，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還表現為極端組織的排外與仇恨犯罪。日里諾夫斯基宣揚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俄羅斯“新納粹光頭黨”對高加索與中亞等地少數民族、亞非等地移民發動暴力襲擊。媒體中仇外和種族主義語言復活，多數政黨使用仇外情緒作為選舉策略。

第二，內縮性極端民族主義表現為民族分離主義。如俄羅斯車臣的民族分離主義、格魯吉亞阿布哈茲-南奧塞梯民族分離主義、烏克蘭的民族分離主義等。民族分離主義成為民族沖突的推手，挑起國內外族際沖突（泛突厥等種族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宗教民族主義），以及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去俄化”的對立。

2.后蘇聯地區民族暴力沖突主要類型。難以解決的民族矛盾在極端民族主義影響下，往往演化為民族暴力沖突。后蘇聯地區民族暴力沖突主要可區分為以下類型。一是領土與資源爭奪型。如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納卡沖突（1994年、2016年、2020年）、摩爾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沖突(1992年)、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爭奪水資源沖突（2021年）。這類沖突多源于蘇聯遺留的加盟共和國領土與資源爭端，蘇聯解體后演化為更劇烈的暴力沖突。其中，納卡成為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火藥桶，多次爆發爭奪領土與資源的沖突。2021年4月末，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邊境爆發涉水資源的沖突，造成雙方共死亡50人、傷200多人。

二是國內分離主義與族群矛盾型。如俄羅斯車臣戰爭（1994年、2001年）、俄羅斯北奧塞梯-印古什沖突（1992—1993年）、格魯吉亞阿布哈茲沖突（1992—1994年）、格魯吉亞南奧塞梯沖突（1991—1992年）、吉爾吉斯斯坦奧什沖突（2010年）、塔吉克斯坦內戰（1992—1996年）。這類沖突往往是某國民族分離主義力量謀求獨立，與中央政府對抗。分離主義力量不敵中央政府，往往尋求外力干預，或轉與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勾連，釀成更多流血沖突。

三是地緣博弈與民族分離混合型，如俄格沖突（2008年）、俄烏沖突（2014年）。這類沖突往往因大國對小國投靠西方擠壓大國政治空間不滿，故支持小國國內的民族分離主義力量實現獨立，達到教訓小國與維護地緣政治秩序的目的。

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從公民-族群維度對后蘇聯國家做出系統性排序，發現族裔民族主義與民族暴力程度成正比（見表2）。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認為，族裔民族主義易引發激烈民族沖突，但當族裔民族主義、族群性被公民民族主義或公民性取代，則民族沖突便可避免，故公民民族主義是民族沖突的解藥。

3.后蘇聯國家極端民族主義演化呈現如下特征。第一，演化形態上的差異性。民族分離主義滋蔓難圖，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新獨立國家，若未能規制或馴服極端民族主義，則易引火燒身。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的民族分離主義在新領導集團的改造下，向公民民族主義演變，使得二者總體上和平轉型。而外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對民族分離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規制不力，深陷民族沖突泥淖。而大部分獨聯體國家將民族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包括烏克蘭與中亞國家都存在“去俄化”等歧視與排斥少數民族的政策，使民族分離主義成為困擾新獨立國家的夢魘。

第二，演化方式上的交織性。民族分離主義與泛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相互交織與碰撞。后蘇聯時期，民族分離主義開始遠離自由主義盟友，更多與沙文主義、泛民族主義為伍，聯合破壞新獨立國家，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納卡地區、克里米亞等案例皆如此。分離主義的演變與轉型，實際上是文化民族獲取政治身份的過程。族群對所在國家政治不認同，催生民族分離主義。自治被當作民族分離主義追求獨立的跳板，如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

第三，演化結果上的分化性。極端民族主義在后蘇聯時期出現分化特征。有的較為平和，有的血腥暴力。其決定因素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分離主義的獨立決心與中央政府的鎮壓決心是否不可調和。若雙方都不讓步，則易造成血腥暴力沖突，或者會采取獨立公投與政治談判等和平方式獨立。其次，對配套民族界限的行政區劃是否滿意。若滿意，則相安無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手，蘇聯大部分加盟共和國和平獨立。而亞美尼亞則對新獨立疆域不滿意，支持納卡地區民族分離主義、占領納卡地區，釀成與阿塞拜疆的暴力沖突。最后，新獨立的民族單位內部是否平等，是否存在壓迫，政治是否文明。若新獨立的民族單位內部仍實施民族壓迫政策，小民族為維權奮起反抗乃至謀求獨立，則易釀成新的民族暴力沖突。如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對格魯吉亞的分離主義訴求。

（二）演化來源與機制

泛民族主義與民族分離主義往往交織，造成國家的繼續分裂與民族沖突。

第一，歷史遺留的族裔民族主義為民族分離主義奠定基礎。從原生論看，蘇聯時期遺留的族裔民族主義與民族分離主義為新獨立國家帶來極端民族主義遺產。民族分離主義取決于大眾民族主義的存在和程度。在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圖瓦共和國、車臣共和國、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和雅庫特共和國，族裔民族主義有廣泛的民眾基礎。族裔民族主義在政治精英煽動下，演化為民族分離主義等極端形式。來自俄羅斯圖瓦和雅庫特的案例研究證據表明，大眾族裔民族主義增加了這些共和國對莫斯科的民族分離主義要求，而馬里埃爾等其他共和國的低大眾民族主義則使當地民族分離主義維持在較低水平。

第二，民主化扭曲轉型為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提供契機。亨廷頓指出，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則意味著動亂，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動蕩。對1990—1998年族群沖突的系統研究發現，蘇聯解體后民主轉型浪潮期間，族群政治訴求達到高峰。民主化與自由主義（新聞自由化）等提升了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的風險。民主化催生民族主義，因其為民族權勢集團利益服務，煽動排外性民族主義，以緩解全盤民主化壓力、拒絕向民眾交權；最好戰的是民主化轉型初期的國家，而非民主制度鞏固成熟的國家。

第三，族裔精英為政治利益進行族裔說服與動員，加劇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民族沖突更常見的原因是民族分裂主義、爭取群體合法地位的斗爭、獲得群體自治的愿望、爭取公共利益的斗爭或宗教宗派運動。排外性的極端民族主義形式（族裔、革命、反革命類型）由精英與民主的調適性及政治制度強度所塑造，產生于精英利益受民主化威脅過高或民主政治制度太弱之際。首先，精英運用排外性極端民族主義說服，防范民主化損害精英利益。其次，在民主法治基礎較弱時，精英依賴操縱排他性極端民族主義，提高自身威望與合法性。為謀取政治資本，操縱極端民族主義也是轉移國內民眾對國內治理問題注意力的一種方式，甚至為贏得支持，不惜發動民族戰爭，如2020年阿塞拜疆領導集團希望通過戰爭收復納卡失地以獲得民眾支持與民族自豪感。

 

四、極端民族主義的主要后果

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產生民族“權臣移國”、摧毀蘇聯等悲劇性后果，在蘇聯解體后演化產生領土紛爭、生靈涂炭等一系列災難性后果。

（一）加速蘇聯解體

極端民族主義通過摧毀精神支柱、侵蝕防護網、里應外合將蘇聯堡壘從內部攻破。

1.侵蝕與裂解蘇聯精神支柱。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等蘇維埃主流思想陣地失守，被民族分離主義、沙文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與“全人類價值”、自由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潮淹沒。在西方對蘇聯長期意識形態滲透的作用下，俄羅斯與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知識分子大多不再信奉社會主義。1989—1992年，超過一半的受訪俄羅斯人同意“社會主義讓我們走上死胡同”的說法。蘇聯末期的民族精英多數信奉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連戈爾巴喬夫也變成民主社會主義、民族自由主義的擁躉。極端民族主義者宣揚蘇聯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公（在烏塔土等中亞地區實行“棉花殖民主義”）等，宣傳“獨立可獲更好生活”。俄羅斯也認為自己吃虧，少數民族共和國不知感恩，鑒于少數民族地區在國家安全上的“緩沖地帶”價值降低，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宣揚“奶牛論”，產生甩包袱心理。

2.破壞黨和軍隊等蘇聯防護網。蘇聯解體從蘇共開始，蘇共難辭其咎。蘇共失去領航與中流砥柱作用，被地方民族主義組織代替，或與民族主義組織合流共謀。

首先，極端民族主義造成民族沖突與社會動蕩，破壞國家機構權威與維穩能力。1989年6月，在經過10天激烈的巷戰造成100人死亡后，蘇聯軍隊被迫從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部分撤離7.4萬名梅斯赫特人，此后還有數千名梅斯赫特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逃離。一年后，在吉爾吉斯斯坦奧什地區，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之間爆發沖突，數百人喪生。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之后，隨著權力從中央轉至地方，蘇聯軍隊在平定民族沖突上的作用削弱，遭受輿論爭議與壓力，面臨“維穩困境”。維穩力量被部署至多地應對民族“熱點”，讓維穩人員筋疲力盡、士氣不振。在1991年8月政變期間指揮關鍵部隊的大多數軍官都參與了在多地鎮壓民族主義動亂，在被要求對其家鄉平民使用武力時，他們拒絕執行上級命令。在護國衛邦上，人心的血肉長城被極端民族主義摧毀后，軍隊這座鋼鐵長城亦力獨難支。

其次，蘇共受到極端民族主義侵蝕，導致蘇共聯邦化、民族宗派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出現“老人政治”、領導人青黃不接的焦慮，導致受西方思想滲透的戈爾巴喬夫等年輕干部成為蘇共領導人，為蘇聯瓦解埋下了“人事炸彈”。俄羅斯學者卡拉-穆爾扎指出，戈爾巴喬夫把蘇共變成民族宗派集團，而之前蘇共處于俄羅斯干部控制之下；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等三國斯拉夫民族主義領導人的秘密合謀導致蘇聯垮臺。蘇聯共產黨的分裂瓦解與領導權喪失既是助長極端民族主義的原因，也是極端民族主義沖擊下的結果。葉利欽對蘇聯地方民族分離主義推波助瀾，俄羅斯共產黨的成立使蘇共聯邦化、被架空，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蘇聯的瓦解。護持蘇聯政權的支柱與紐帶主要包括統一的蘇聯共產黨與軍隊，而面臨極端民族主義力量威脅時，對這些核心國家機器使用的分歧與優柔則無疑自毀長城。“黨指揮槍”與“槍指揮黨”的變換，黨內矛盾、黨軍矛盾等內耗、內斗，再強大的國家機器也會在極端民族主義攻擊下失靈。人心渙散、認同游離導致“竟無一人是男兒”，最終國家堤壩被極端民族主義大潮沖垮。

3.與其他思潮力量合謀瓦解蘇聯。極端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激進自由主義等力量里應，與西方干涉主義勢力外合，發動顏色革命，禍亂蘇聯國家。

西方等蘇聯敵對力量實施“以族反蘇”戰略，將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作為瓦解蘇聯的重要突破口。“以族反蘇”戰略由納粹德國突厥學家格哈德·馮門德（Gerhard von Mende）提出，即支持蘇聯的民族分離主義（Secessionism）或分裂主義（Separatism）、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以突厥伊斯蘭力量瓦解蘇聯。1936年，格哈德·馮門德的《俄羅斯的突厥人斗爭》一書指出，“蘇聯境內的非俄裔少數民族心懷怨憤、無法融合，布爾什維克政權和突厥人（即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斯坦人和韃靼人）為主的少數族裔之間存在對立”。

“以族反蘇”戰略先后被美國、英國等國采納，取得重要成效。杜魯門在1951年設立了“心理戰略委員會”，以鼓吹民族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等心理戰來瓦解蘇聯。1951年1月21日，美國情報機構成立“全美蘇聯人民自由委員會”（后改名為“美國解放委員會”），經營對蘇聯廣播的自由之聲電臺，利用蘇聯僑民與少數民族從事反蘇活動。1988年布熱津斯基主張“更多關注利用蘇聯少數民族”。美國總統尼克松稱“應鼓勵蘇聯少數民族通過民族主義獲得權利”。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曾與美國總統探討鼓動蘇聯地方民族分離力量、利用蘇聯憲法關于加盟共和國分離權的漏洞，為摧毀蘇聯服務。在西方滲透下，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與其他高層官員作為內應與代理人，共同埋葬了蘇聯。

另外，東歐等鄰近地區民族主義浪潮的傳導與輻射效應，激發了蘇聯內部潛在的民族主義。20世紀80年代后期，東歐民族主義運動肇始于波蘭，此后蔓延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等敏感脆弱地區。民族主義浪潮催生新獨立國家的示范效應，引爆蘇聯國內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迅速瓦解了蘇聯的根基。

（二）禍亂后蘇聯地區

新獨立國家轉型之路漫漫，失敗或弱勢國家增多。

1.致領土紛爭、生靈涂炭。極端民族主義與顏色革命力量瓦解蘇聯之后，在各自新獨立的國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帶來族際沖突、生靈涂炭等惡果。一是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暴力沖突帶來巨大的生命損失。1994—1996年、1999—2001年兩次車臣戰爭致40—50萬俄羅斯人喪生。1992年5月，剛獨立的塔吉克斯坦陷入內戰，至少2萬人死亡。1988—1994年的納卡戰爭使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共喪生1.5—2.5萬人,受傷者至少2.5萬人。2016年4月，約有110人在納卡沖突中喪生。2020年秋季的納卡戰爭致阿塞拜疆2783名士兵喪生、亞美尼亞2317名士兵喪生，多位平民喪生、多人失蹤。

二是極端民族主義使領土紛爭成為民族沖突風險點。新獨立國家往往出現“民族-領土”錯配問題，在極端民族主義作用下，成為領土爭奪型民族沖突的導火索。其一是政治邊界小于族群人口與民族邊界，此類易形成跨境民族問題與領土糾紛。如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納卡問題。其二是政治邊界小于或等于民族邊界、人口，同時存在少數民族。此類型易出現少數民族被排斥與歧視，與主體民族產生沖突，民族分離主義激起與中央政府的沖突或外來干涉。例如，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格魯吉亞選出的種族民族主義政府與民族分離主義的奧塞梯、阿布哈茲發生沖突，為俄羅斯軍事介入提供機會。

2.致民不聊生、流離失所。蘇聯解體后30年間歐亞地區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合流，在西方推行民主化自由化大背景下，上演“投票、暴力與沖突”的鬧劇悲劇，帶來難民、被迫遷移民等離散者問題。卡拉-穆爾扎指出，俄羅斯人之所以被虐待，是因為蘇聯在冷戰中被打敗、國家被瓦解、蘇維埃制度被消滅。

首先，聯盟解體與民族沖突是難民與流離失所者的夢魘。歷史迫遷是由于戰爭與權力，冷戰后的迫遷則因國家解體與民族沖突。蘇聯解體導致2.87億人身份變化，共有超過4000萬（15%）的蘇聯人被迫離開祖居地，680萬烏克蘭人、210萬白俄羅斯人、160萬哈薩克人、150萬亞美尼亞人被迫移民。自1989年以來，獨聯體國家共有約900萬移民。納卡沖突、高加索和塔吉克斯坦內戰等沖突致斯拉夫人大量回遷母國。至1996年初，中亞五國共有170萬俄羅斯人、16.1萬烏克蘭人和2.9萬白俄羅斯人遷往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留下的3400萬俄白烏等斯拉夫人（其中俄羅斯人2530萬）成為他國“少數族群”。

其次，隨著蘇聯解體，族際沖突迅速演變為公開戰爭，成為難民與離散者“生產流水線”。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高加索地區經歷的五次重大沖突造成超過200萬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超過100萬人被迫逃離。1992年10月，數以萬計的印古什人被奧塞梯人趕出北奧塞梯普里戈羅德尼區。1994年12月爆發的車臣沖突導致約49萬人逃往印古什、達吉斯坦、北奧塞梯等地，1.1萬難民逃往哈薩克斯坦與白俄羅斯。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多達150萬人因種族沖突而逃離家園。1991年格魯吉亞南奧塞梯沖突產生1.4萬游離失所者、1992年阿布哈茲沖突產生27.3萬流離失所者，另有12萬人逃往俄羅斯聯邦、0.5萬人赴亞美尼亞。納卡沖突導致離開阿塞拜疆的亞美尼亞人約為30萬，流亡的阿塞拜疆人約為80萬，包括來自亞美尼亞的約20萬名難民和來自沖突區的約60萬名境內流離失所者。由于烏茲別克斯坦的民族沖突，4.6萬穆斯林梅斯赫特人逃至阿塞拜疆。一些梅斯赫特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在蘇聯解體前未能返回原籍國，被迫陷入無國籍狀態（Statelessness）。聯合國難民署稱，自2014年2月以來，約有60萬名烏克蘭人流散在俄羅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鄰國。2014年以來烏克蘭東部地區沖突造成新的流離失所，烏克蘭社會政策部登記的國內流離失所者人數接近100萬。

3.致經濟衰退、國力衰落。一是極端民族主義、民族沖突與蘇聯解體使后蘇聯地區經濟縮水、國力下降。蘇聯時期建立起來的經濟分工體系瓦解，新獨立國家被迫重建工業體系，“私有化”和經濟重組使普通民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響。俄羅斯1997年的實際人均收入僅為1990年的67.6%，津貼是1990年的52.6%。蘇聯解體使經互會國家經濟體系和貿易關系陷入混亂，引發多國動蕩。俄羅斯政府內部犯罪率和腐敗率上升，黑手黨填補權力空白，寡頭侵占國有資產，政府基礎設施與服務癱瘓。蘇聯解體為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的油氣出口帶來繁榮，但也助長了腐敗。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迅速轉向西方，而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等其他國家在后蘇聯時代掙扎求生，民眾仍然貧困。腐敗、寡頭問題嚴重的烏克蘭幾乎淪為半失敗國家。

二是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對新獨立國家的經濟社會造成巨大打擊。民族沖突、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嚴重損害高加索地區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納卡沖突導致亞美尼亞遭阿塞拜疆與土耳其制裁，使亞美尼亞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一半。該地區不景氣的經濟體面臨產出下降、失業率上升、基礎設施受損、貨幣貶值、政府社會福利計劃幾近崩潰以及人口膨脹等問題。蘇聯解體后所有中亞國家都遭受重大經濟困難。許多通常由斯拉夫人管理的蘇聯遺留工業被迫縮減規模或完全關閉，導致工人大量失業。

 

五、結語

本文以極端民族主義為主題，以蘇聯轉型為線索，從時空交匯維度，綜合原生論、工具論、建構論、分析比較等方法，研究極端民族主義在蘇聯與后蘇聯地區的滋生、演化與后果。極端民族主義滋生于族裔民族認同與蘇聯民族政策失誤，表現為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運動崛起，瓦解蘇聯后繼續附著在新獨立政權上演化、肆虐，禍亂后蘇聯地區，與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干涉主義狼狽為奸，造成族際沖突、生靈涂炭、流離失所、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國破家亡等災難性后果。

蘇聯解體30年來，新獨立國家應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成效懸殊。俄羅斯通過引導族裔民族主義轉向國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加強國家認同、以差序聯邦制代替民族聯邦制、出臺反極端法律、加強中央集權與維穩力量，取得了應對民族分離主義的較好成績，車臣、印古什-北奧塞梯沖突后，基本未再發生極端民族主義導致的民族沖突。而北高加索三國、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等國家由于未能擺脫對族裔民族主義的依賴、實現民族和解與團結，故仍被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困擾。

新獨立國家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前景不同。在大部分新獨立國家，極端民族主義將走向弱化。但未來需要重點關注跨越近百年的幾對頑固民族矛盾是否帶來新的民族沖突，包括納卡地區亞美尼亞人與阿塞拜疆人的仇恨、吉爾吉斯斯坦本地人與烏茲別克人的敵意、格魯吉亞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糾葛、烏克蘭的領土收復主義（收復克里米亞等失地）等。

關于應對極端民族主義可獲如下幾點啟示。一是以公民共同體意識（公民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代替族裔民族主義，弱化族群認同，加強國家認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淡化族裔民族意識、強化公民民族意識，消除滋生極端民族主義的土壤，有利于防范化解民族分裂主義風險。二是完善民族制度與政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發展道路。多民族國家要想預防或削減民族分離主義，應避免建立與民族或宗教界限重疊的行政區劃。要營造堅固的國家防護網，加強中央集權與維穩力量，保持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威懾與打擊。中國共產黨早就意識到民族自決與分離權的危險性，認為這不符合我國國情，遂以民族區域自治代替民族自決，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人權、族權與主權“三權統一”。三是建立完善民族利益協調機制，在各民族地區推進均衡的現代化。避免民族不平等引發民族矛盾，建立促進民族和解與團結的機制，鼓勵和平解決民族問題，防止滋生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沖突。（注釋略）

注：本文為中央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項“民心政治與民心教育視角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的研究成果。